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在漫长的中华文明中，儒家思想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各个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并且一直是汉族及中国其他民众最基本的主流价值观。先秦儒家以礼为“法”，以化民的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直至完美的自律为社会运行保障，再佐以明君贤臣的统筹，构成其乌托邦式的政治构想。它所要争取的不是一时效验而是百世楷模，不是一家一姓的兴盛而是天下太平，这和执政者以一己之私益为前提的现实考虑大相径庭，所以并不得志。虽然儒家思想自始葆有孔子所倡导的“损益”精神，因而有了对于其他世界观体系的开放性和向其他哲学汲取养分并将之糅合到自己的体系中的能力。其后继者为使儒家思想能为执政者采行，不断作出许多“损益”，由此得以跻身并长踞历史舞台。但先秦儒家的政治法律思想也已被“损益”得几乎面目全非，可以说先秦儒家思想作为体系已沉泯于历史长河。只其中的一部分思想和精神尚为后世儒家继承，得以源远流长，甚至化入中华民族的骨血，成为某种根深蒂固的东西。儒家注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儒家是用什么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在儒家看来，法律是不能真正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而唯有礼才能真正的起到这样的作用。礼记有云：礼者，禁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礼云礼云，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敬于微眇，使民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在儒家看来，法只是一种工具，使用来惩罚人的，但并不能真正起到预防和杜绝方最的效果，而真正能够起到教化人心防止犯罪的是礼。礼可以规范仁义道德，礼可以分辨争讼，礼可以定君臣上下父子兄弟，礼可以班朝治军，礼几乎无所不能、无所不包。所有在我们看来原本应该由法律调整的领域，都是“礼”在起着作用。甚至人之所以与动物有区别，就在于“有礼”，而“知自别于禽兽”。在儒家“礼”的思想影响下，“中国古代法从属于礼，它的精神、特点概由礼所决定。礼高于法，重于法，优于法，是法的最后根据。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道德教化的力量，收潜移默化之功，这种以教化变化人心的方式，是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耻而无奸邪之心，自是最彻底、最根本、最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判裁所能办到。所以，儒家宣扬以德治天下，以德教化人，为国以礼。。所谓“礼者紧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紧于已然之后”，一为事前的预防，一为事后的补救，二者之价值自不可同日而语。礼教之可贵便在于“绝恶于未萌，而起敬于微妙，使民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若能如此，则人民根本无恶的动机，一切恶的行为便不会发生，法律制裁更无存在的必要。所以说，孔子以无诉为最后目的，荀子对此也有同样的见解，认为教化即行，便无法律刑罚的需要。尊德礼而卑刑罚，是儒家一致的信仰。另外孔子倾向于“法先王”的王道。孔子强调“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就是要效法圣主明君，而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也是言必称尧舜，这种思想就---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是后来荀子所说的“法先王”思想。儒家认为自尧舜禹时代以来始终存在着一种“王道”，这种王道就是主张为国者应当以德服人，实行德治和圣人之治。总之儒家不管是主张“复礼”、“以德去刑”还是主张“法先王”、“王道”等，都是试图建立一个像西周时期的“礼制社会”。然而由于儒家过分追求圣人之治，强调道德修养和教化的作用，认为道德教化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所以显得过于理想化。正如梁启超的话：中国诺大国家，有几千年的历史。到底我们这个民族有无文化？如有文化，我此种文化的表现何在？以吾言之，就在儒家。……若把儒家抽取，中国文化恐怕没有多少东西了。中国民族之所以存在，因为中国文化存在，而中国文化离不了儒家。儒家思想将会在中华民族这肥沃的土地上更加源远流长。---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