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伦理批评的误区——读钱理群的《周作人论》董炳月即使是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宣扬“人的文学”、倡导“新村运动”的五四时期，周作人也没有像在抗日战争中归顺日本侵略者时引起那样强烈的社会反响。1938年2月他应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之招，出席了在北京饭店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消息传出，举国大哗。上海《文摘·战时旬刊》抨击他“甘为倭寇奴狗，认贼作父”[①]；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通电全国，《新华日报》发表短评，严厉谴责；十八位知名作家联名发表公开信，斥责他“背叛民族，屈膝事敌”，痛心疾首地告诫他不要做“民族之大罪人，文化界之叛逆者”[②]。四年之后，曾经是周作人学生的几个人还专门写了一组总题为“谢本师”的文章，讨伐周作人，并与之断绝师生关系[③]。郑振铎甚至认为：抗战时期“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是周作人附逆”[④]。……这个事实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周作人在国家和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倒向入侵者一边，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这在注重伦理道德、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中国尤其不能容忍。因此，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他将是一个伦理审判对象，而很难再成为一个科学研究对象。事实正是如此。在建国后三十余年的时间里，“汉奸”、“附逆”几乎是对周作人全部的唯一的评价。文学研究者论及周作人，也往往把他置于伦理道德的审判台上，于是文学研究也成为诠释周作人附逆行为的一种形式[⑤]。在八十年代兴起的“周作人热”中，“汉奸”这种身份仍然是许多人的心理障碍。第一本“周作人年谱”，就被出版者以“我们出版社出的第一本年谱的谱主，不能是周作人这样的汉奸”为理由退稿[⑥]。人们这处谴责与排斥的正义性与合理性是不容怀疑的，但是，这种谴责、排斥与冷静、客观的科学研究又显然不是一回事。可以说，伦理主义精神已经成为研究者全面、重新认识周作人必须克服的心理障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钱理群的《周作人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版）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首先取决于著者把伦理审判与科学研究区分开来的高度自觉性。具体表现在对周作人后期思想的研究上和对周作人日本文化研究的评价上。著者指出：“对周作人后期思想，研究者向来语焉不详，稍有涉及，也多限于道义的谴责”（90页），从而完成由“道义的谴责”向“科学的说明与批判”的历史性转换，对周作人的后期思想做出了理性的理解与把握。论及四十年代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研究，著者在承认这种研究的特殊政治背景的同时，也敢于承认这种研究本身所具有的学术价值（191页）。其次，《周作人论》在周作人研究领域第一次建立起了完整的“周作人研究体系”（这也显然是以超越单纯的伦理审判为前提和条件的）。对“外”，它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把周作人放在由鲁迅、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刘半农、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同人、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诸君子、湖畔派诗人等构成的现代文化人大系列中来认识；对“内”，它采用系统研究的方法，以丰富、详实的历史资料为依据，剖析了周作人的文化观、人生观、哲学观、文学观，论述了周作人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对自然人性的追求、散文艺术、文艺批评观、翻译理论与实践，等等。“外”与“内”的统一构成了完备的“周作人研究体系”。假如说《周作人论》建立的“体系”为更深入的周作人研究提供了完整的框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的话，那么，著者自觉地把周作人研究从“道义的谴责”中剥离出来的科学态度则更具有指导意义。这种态度应当运用到对周作人那个最富于伦理色彩的“附逆”行为的研究中去。“附逆”当然是一个伦理行为，但并不仅仅是一个伦理行为。仅仅从伦理道德---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出发，无法理解这一行为所包含的全部文化内容和社会历史内容。周作人的“附逆”显然不能完全等同于一般汉奸的“附逆”，因为这样两个因素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周作人与日本的特殊关系；二是周作人的文化人身份。众所周知，周作人和“逆”——日本的关系非同一般。从1906年秋天踏上日本国土时感受到遥远而又亲切的古昔情调，到1909年和羽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