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视阈下刑事被追诉人人权保障的困境与出路摘要：随着人权理念的不断发展，刑事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一项基本道义准则。刑事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不仅影响着我国法治的进程，而且制约着我国与国际社会人权接轨的速度。本文主要以人权界定和刑事被追诉人人权保障的必要性为基础，着重分析目前我国刑事被追诉人人权保障的困境，并提出相关建议，希望为我国刑事被追诉人人权保障找到新的出路。关键词：刑事被追诉人；人权保障；困境与出路一、问题的提出新的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贯彻了正当程序和人权保障的理念，体现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兼顾的原则。我国传统的刑事司法体系强调国家权力在实现社会主义法治方面的积极作用，相对忽视了对刑事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随着人权保障理念在国际社会的大力宣扬，我国逐步重视刑事程序中的权利保障问题，强化刑事被追诉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完善其权利体系并给予实质性的保障，如吸收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实行疑罪从无；明确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律师辩护权；规范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及程序；扩大不起诉的范围等。但是，从司法执行的具体情况来看，刑事被追诉人的人权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和保护，相反，相关追诉机关侵犯刑事被追诉人人权的现象日益严重，如审前羁押期间的超期羁押、变相羁押的现象层出不穷，刑讯逼供、冤假错案屡禁不止①，这些情形都严重侵犯了刑事被追诉人的人权，这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关键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将刑事司法中以权力为本转化为以人为本、找到刑事羁押的替代性措施、实现刑事司法程序的正义化。刑事诉讼法是与刑事被追诉人人权联系最为紧密的法律，因为从刑事被追诉人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刑事被追诉人面临着国家权力对其人权的处置。在实现惩罚犯罪的目标过程中，如果没有很好地控制国家权力或者不以刑事被追诉人为本，保护其人权，刑事被追诉人的人权将会受到严重的侵害；在刑事诉讼中，羁押的程序保障目的及必要性为其适用提供了正当依据，然而，羁押又是强制措施体系中对人身自由影响最为严重的一种措施，折射出国家权力与刑事被追诉人人权之间的紧张与冲突关系。为协调这种关系，我们提出刑事羁押替代性措施，就是以用以代替羁押之适用而实现程序保障目的的各种非羁押性方法的总称。[1]刑事羁押的替代性措施既实现了同羁押一样的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目的，又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刑事被追诉人人权遭受国家权力不当侵犯的危险；由于刑讯逼供严重侵犯了刑事被追诉人的人权，败坏了国家司法权的品质，其已成为公共舆论和理论研究的焦点，实现刑事诉讼程序的正义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深入改革司法体制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①某学者的一项调查显示，47.5%的警察对犯罪嫌疑人有过很多次或多次“粗暴行为”，只有11.48%的被调查者表示“从未有过”。近20年来，因刑讯逼供而被立案查处的案件平均每年400起左右，涉案人数近千人，涉及警察400名左右。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在检察官办理的案件中，只有17%的犯罪嫌疑人没有提出遭受过刑讯逼供；在法官和律师方面，这一数字分别为11%和1.33%；有70%的服刑人员知道与他关押在一起的人遭受过刑讯逼供。---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二、人权的界定与刑事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一）人权的界定1、自然法上的人权概念人权概念始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关于人权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还远远未达成一致。[2]从一般意义上讲，“人权”首先意味着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能够自主意识到个体存在及其价值、自主决定个体行动，而非受他人支配。亦即强调人自身应有的主体性。“权利仅归个人所拥有或者仅属于个人……它是一种个人的道德属性，只有个人才能拥有这种属性。”[3]在哲学上，原始的主体性概念萌芽于古希腊学者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普罗泰戈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将其发展为“思维着的人是万物的尺度”[4]。近代对主体性理论作出杰出贡献的是笛卡尔和康德。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进一步揭示了认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