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国式管理怪圈-管理聚焦所谓“中国式管理”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之争”的延续。要创新中国管理，必须在管理学领域中走出“中国式”怪圈，不要瞎贴这些无畏的标签了。关于中国管理的批判问题。我认为，导致中国管理学从上到下叫嚷“中国式管理”，不在于曾老先生等几个咨询师的倡导，也不完全是经济学家不懂管理，其实就是我在安索夫文章提到的，这是一个结构性落后。落后必然导致畸形的自卑感，就像阿Q怕人提起虱子一样，中国式管理就是中国人回敬别人说虱子时候的用语。假如说，中国管理确实引起世人称道，我们还在乎别人说我们是什么管理吗?历史从来都是胜利者最有风度、强者最谦虚的。理解中国管理一定要拓宽视野，要把中国管理放在一百多年开放学习的总体进程中来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呢?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主线其实就是，逐步地由被动开放学习到今天的主动开放学习。在一个被动开放学习背景下，我们是处于自卑和劣势的，为了民族的自尊心问题，我们只会硬撑着说：谁说我们的管理落后了?你看看我们的周易和孙子兵法，再看看我们的道家权变!殊不知，他们所有的这些都根本无法与现代管理对话。怎么对话呢?中国传统思想和智慧立足的是一个专制集权背景下的农业经济，针对的问题是一个王族问题、家族问题，所有管理不是社会治理问题就是家庭治理问题，他们的基本方法就是驯化子民。就算是谋略，也是军事谋略、个体争斗谋略，总之，背后都离不开武力支持的。现代管理是什么呢?立足的是现代市场经济，产权和信用是两大基点。企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组织，是一个市场主体，它的社会边界就是供应商和顾客，企业的内部边界就是所有者和员工。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依据是在这些明确的边界条件下，应用相关的资源，通过创造市场价值来满足自身的价值追求——还不仅仅是利润追求。在这种条件下，企业组织的管理对象和问题，不仅仅是一些道德、人伦问题，还有非常具体的战略选择和定位问题、计划和控制问题、组织和协调问题、考核和测评问题，这些问题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不行。那么，我就像问问曾老先生，这些工作是周易或者孙子兵法所能给予的吗?我最近在翻译的一本书《凯洛格战略》是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的MBA教材，这本书的作者明确指出，许多在战略管理课堂上学到的战略概念还不足以使学生进行战略的定位和制定，所以需要研究一套工具和方法，该书就是这样一套程序和方法。连现代战略管理从市场中来、从无数企业的实践中抽象出来，在进行方法传播供其它企业学习复制，都还需要工具和程序的设计，我们传统那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就可以用来进行现代管理?荒唐之至!当然，我这样说，并没有民族虚无的意思。相反，我是想表明我的观点：管理作为一门经验科学，由理念与操作两个部分构成。就像其它的经验科学，如政治、法律一样，有它的法理、法哲学也有民法、商法或者其它法。我把管理学的这种学科构成性质称为“管理的艺术和技术”。很显然，中国式管理、中国式战略以及其它的中国式什么什么或者中国特色的什么什么，都存在着一个严重的关注艺术忽略技术问题，即对待中国文化背景上重艺术忽略技术、对待西方文化方面重技术忽略艺术，最为典型的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瞒你说，我---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从1987年在北京的中国文化书院参加“中西比较文化高级研讨班”开始，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中西问题的比较思考，所有的问题症结可以归结到一点，那就是艺术与技术的分离，不仅仅是管理学领域，其它领域也有这样的问题。我认为，要打造中国未来的管理就必须彻底打破这种分离的局面。那么，艺术与技术是否可以结合呢?如何才能结合呢?其实，艺术层面人类都是一致或者相通的，不存在根本的对立。老兄不妨看看，不管是西方、欧洲或者美国，也不论是基督教、犹太教、真主教还是佛教、道教，他们追求的是什么?不都是人如何达到真善美的工作生活境界、工作境界吗?这怎么会有根本冲突呢?如果说，有冲突那也是行为规范层面的理解不一致以及由这些不同的理解影响到主流意识形态或者利益集团的道德伦理规范。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