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传教士对中国报业的影响学号：1220310102姓名：奚晔峰中国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以农业小生产为本，商品经济不发达，新闻传播发展迟缓，没有成为独立的社会行业。直到19世纪，邸报、京报等古代报纸仍然是主要的新闻传播媒介。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在产业革命的推动下，迅速实现现代化和大众化，即在报业中运用相关的科技技术成果和经济管理方法，报刊面向社会大众，报业成为独立的社会行业之一。19世纪初，在清政府依旧实行专制统治且有诸多限禁的情况下，第一批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来华办报，由此揭开了中国近代报业的序幕。自那时起，不断有外国人远道来华办报（鸦片战争后他们更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大举抢滩），至19世纪末，逐渐形成以英美报刊为主干，以香港、澳门、上海为基地，辐射广州、汕头、福州、厦门、台湾、宁波、烟台、天津、北京、九江、汉口等大城市的在华外报网络，出现了一大批由外国传教士和商人主办的、影响深远的中外文报刊，如《蜜蜂华报》（中国境内的第一份外报）、《中国丛报》、《得臣报》、《孖刺报》、《香港电讯报》、《华北捷报》、《字林西报》、《文汇报》、《晋源报》、《京津泰晤士报》、《香港华字日报》、《香港中外新报》、《中国教会新报》、《万国公报》、《申报》、《字林沪报》、《新闻报》等。截至中日甲午战争前（中国人自己创办近代报刊始於此），外国人在华创办的中文报刊约有80余种，外文报刊约有130多种。它们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发展态势，以致中国新闻史上出现了一个独特的“外报时期”。近代报刊的出版有赖於两个基本条件：社会政治条件和出版发行所需要的物质技术条件。尽管早则明末清初，迟则清代中期至鸦片战争前，中国就已经具备了后一个条件，但在当时的封建统治下，出版近代报刊所需要的社会政治条件却始终不具备。关於外报进入中国的途径，学界历来有一种看法，即作为殖民主义者的舆论工具，外报是伴随著炮舰进入中国的。事实上，外报（及其殖民者）进入中国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武力进入，如后起的殖民国家英、法等，一种是和平进入，如早期的殖民国家葡萄牙。而葡萄牙通过和平进入所获得的包括办报权在内的一应权利，为英法等国提供了示范效应。葡萄牙人是通过地理大发现开辟的海路最早来到中国的欧洲人，并窃取澳门作为“晒货场”。16世纪中期（明嘉靖年间）葡萄牙人来到中国时，其国势已呈现出衰微的征兆，而当时的中国却是地大物博，人口繁庶，如日中天。经过初次较量，葡萄牙人自知不是中国的对手，为了保住这块来之不易的地盘，他们转而采取化干戈为玉帛的政策，对中国称臣纳贡，甘愿做“中国皇帝的顺民”。此举深得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封建统治者的欢心，加上葡萄牙人在中国一向“奉法唯谨”，在贸易中使中国“颇资其利”，还多次帮助朝廷“出兵御敌”，他们在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心目中就更加与众不同了。到了清代，在澳葡人已被视为“内附之夷”。正是因为有了上述种种铺垫，才会有葡萄牙人的在澳居留，其自治政权才会得到认可，进而也才会有1822年的这份《蜜蜂华报》的创办。在华葡人所享受的一般“外夷”享受不到的优待以及获得的一般“外夷”无法获得的权利，使未能沐此“旷典”的“英夷”、“法夷”等垂涎三尺并耿耿於怀。从英国人始而窥视澳门，终而侵占香港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它---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对中国诉诸武力，并非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为了“保护鸦片贸易”，而是有著更深一层的考虑的。它要仿照在澳葡人的自治模式，建立一个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真正意义上的国中之国，以全面享受它在国内享有的各种权利，包括政治、军事、贸易等方面的权利以及自由办报的权利。而后一种权利对他们来说同样是十分重要的。19世纪初期，英殖民主义者在向中国扩张的道路上遇到了巨大的障碍。为了突破障碍，伦敦布道会派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1782－1834）和米怜（WilliamMilne，1785－1822）来华活动。按照布道会的指示，二人原打算在澳门或者广州建立基督教中文出版机构，并向内地辐射，但是由於清政府的明令禁止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