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理权力、市场化进程与经理超额薪酬摘要：笔者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市场化进程对于经理权力抑制作用所产生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经理权力越大，经理所获得的超额薪酬越多；企业所处的外部制度环境能够显著影响经理通过个人权力攫取超额薪酬的能力；外部制度环境对于经理权力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关键词：经理权力；外部制度环境；产权性质；超额薪酬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CJY061）；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Q12G030029）：陆智强（1980-），男，辽宁沈阳人，宁波大学商学院讲师，会计学博士，主要从事公司治理研究；李红玉（1981-），女，辽宁抚顺人，宁波工程学院讲师，企业管理博士，主要从事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F234.4文献标识码：A：1006-1096（2014）03-0108-06收稿日期：2012-08-08引言自现代公司制企业成立以来，有关经理薪酬激励的相关问题一直吸引着各国学者的注意，以致这方面学术研究的增长甚至超过了经理薪酬本身的增长（Murphy，1999）。在这一过程中，学术界逐渐反思“最优契约论”下高管薪酬激励在公司治理机制中所起到的作用，从分析经理薪酬与公司绩效的敏感性，到经理薪酬的粘性问题（Jacksonetal，2008），无一不指出经理薪酬制定机制出现了问题，经理由此获得了超额薪酬。在现实中，人们却发现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增长率要高于上市公司的利润增长率，甚至出现了上市公司利润负增长而高管薪酬正增长的“倒挂”现象（权小锋等，2010）。Bebchuk等（2002）首次提出与最优契约论相对应的管理者权力论，并指出经理会将手中的权力，渗入到董事会制定薪酬的过程中，由此获得超过最优契约的超额薪酬。权小锋等（2010）研究发现公司管理层的权力越大，薪酬与操纵性业绩之间的敏感性越大。随着权力的增长，管理层会通过盈余管理的方式获取超额薪酬。不仅如此，当公司业绩上升时，高管人员会获得较高的薪酬增幅；而在业绩下滑时，高管人员的薪酬存在着明显的粘性特征，而且随着高管权力的增加，这种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敏感性的不对称性越强（方军雄，2011）。此外，我国企业所处地区的外部治理环境并不一致（樊纲等，2003），因此，外部治理机制对于经理获取超额薪酬的治理作用强度也必将有所不同。有鉴于此，笔者以我国2009年度至2011年度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内、外部治理机制对于超额薪酬的作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分组检验了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其外部治理机制对于超额薪酬影响的差异。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以往学者大多选择薪酬总额或薪酬与公司业绩敏感性来衡量经理权力所产生的私人收益，相比之下，超额薪酬这一薪酬增量更能直观、具体地反映经理利用权力获取的额外利益。（2）不同制度环境下，经理通过个人权力获取私人收益是具有差异性的，这一问题经常会被以往研究忽略。本文利用市场化进程变量来刻画制度环境，使得研究更加细致、全面。（3）本文分析了不同产权性质下，外部制度抑制企业经理获取超额薪酬的能力是否存在差异，更加符合当前我国企业产权性质的现实背景。本文后续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第二部分为样本选择与变量设计，第三部分是实证检验结果及讨论，最后为结论与启示。---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一、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HT5SS〗（一）经理权力对于经理超额薪酬的影响〖HTSS〗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现代公司制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两权分离的运作模式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效率，但由此也引发了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代理问题。在实践中，薪酬契约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用于解决二者之间的代理问题。通过将高管人员的薪酬与公司绩效相挂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约束经理的“败德行为”，这一观点就形成了经理薪酬激励的“最优契约论”。但通过实证检验，学者们纷纷发现经理薪酬与公司绩效敏感度很低。Bebchuk〖KG-*5〗等（2002）针对“最优契约论”，提出了“管理权力论”，认为经理薪酬并不仅仅是解决代理问题的工具，其本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