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制度经济学范式中的意识形态理论：分歧与根源众所周知，国内外大量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制度经济学，道格拉斯•诺思、平乔维奇(P.Pejov特、G.M.霍奇逊、马尔科姆•卢瑟福等新制度经济学家都对马克思的制度经济分析给予了高度的评价[1](P251)o其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思指出，“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2](P68)O而我们知道，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理论恰恰是诺思制度分析的三块基石，由此可知，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在思想资源上存在着可融通之处。但作为制度经济学的两种范式，二者又必然具有不同的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近年来，国内学者在比较研究中得出了许多富有启示的结论。本文主要以诺思和马克思为例，就意识形态理论的分歧与根源对两种范式进行比较，以期加深对两大制度理论体系的认识。这一工作开展起来相当困难。这是因为“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是极其复杂的，也许无法获得结论性的和毫不含糊的解决”[3](P31),“而把握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困难还在于在马克思那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识形态定义”[4](Pl)o总体看来，国外许多文献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只理解---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为一个否定性的概念，如有人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是偏见和假相本身”[5](P14),萨缪尔森则指出“卡尔・马克思认为它(指意识形态——引者注)代表阶级立场因而是虚幻的(荒谬意识)”[3](P37)O国内学者中，有的基本赞成这种看法，如俞吾金、周宏；有的却认为它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如杨生平。实际上，马克思是在两个不同的层次上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其一是特殊的具体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比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它指的是“以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最近的德国哲学和以其不同的先知为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其二是一般的“意识形态”，它是指统治阶级借以维护自己统治的思想体系，马克思把这种思想体系称作“观念上层建筑”，该思想经列宁合理发展后意识形态成为一个较为中性的概念。新制度经济学明显受到了马克思经济学的影响，因而存在着一些理论上的共识[6](P7)o比如，两者都承认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都强调意识形态和法律规范的协调与相容。尽管如此，一.者在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功能、意识形态的根源与变迁、意识形态与制度变迁的关系、意识形态的未来归宿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两种意识形态理论的分歧(-)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功能诺思认为，意识形态的本质是指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包括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约朿的一整套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在意识形态上，我是指所有人在解释他们周围世界时所拥有的主观观念(即模型和理论)。无论是在个人相互关系的微观层次上，还是在有组织的意识形态的宏观层次上，它提供了对过去和现在的整体性解释，诸如共产主义信仰、宗教信仰，个人所建立的理论都具有根据世界应该是怎样组织的规范看法色彩”[7](P36)O意识形态的制度性作用或经济功能表现为：第一，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一致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以“世界观”的形式出现，从而减少信息费用与谈判费用，使决策过程简化。第二，意识形态与个人所理解的关于世界公平的道德伦理判断不可分割的交织着。意识形态能够克服“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交易成本。第三，意识形态教育具有动员激励整合功能。马克思认为，实践性是意识形态的根本特征。其意识形态的根本含义是：意识形态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在没有阶级对立的原始社会，它表现为社会意识，充当着人类文明发展载体的角色；当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由于社会---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物质实践的变化，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就具有了阶级性和虚假性——即作为“阶级社会的维护意识”而存在，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