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根源可追溯到史前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曾在《论中国文明起源》中精辟地指出：“谈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第一步是决定‘文明’该如何界说，下一步便要决定什么是‘中国’文明。”提示我们在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中，不能只执着于什么是文明，也应关注什么是“中国”——这既包括关注中国文明之所以为“中国”文明的特色，也包括关注最早的可以称作“中国”的实体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们在中国文明探源研究中，应回答下面一系列关于“最初的中国”的问题：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共识最初是依据古史记载的五帝系统推算出来的，这些记载是后代的臆造还是有确实的根据？距今五千年之前是否初步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可以以“中国”命名的文明？⒈与生俱来的使命中国现代考古学自1921年诞生之日起便开始了对上述问题的探索，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黄帝是中华民族共祖的观念得到广泛认同。依据古史记载推算，黄帝时代距今约5000年，因此出现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提法，并成为民国的有力文化依托。但正当此时，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提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的论断，传统古史系统面临严重威胁。众望所归，“科学地”重建古史成为中国考古学与生俱来的使命。在当时的古史研究界，虽然古史辨派的“疑古”之风正盛，但新史学派精英们也开始吹起了强劲的“释古”之风，变单纯地破坏古史为以新资料、新视角释读古史。王国维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蒙文通提出中国上古存在炎族、黄族和泰族“三系”；傅斯年提出了夷、夏二分说，等等。以李济等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考古学家在以考古学重建古史时，也是以“释古”为出发点、以古史记载为蓝图的。因为他们同样坚信：“中国古史的构成，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上古的传说并不能算一篇完全的谎账。那些传说的价值，是不能遽然估定的。只有多找新资料，一步一步地分析他们构成的分子，然后再分别去取，积久了，我们自然会有一部较靠得住的中国上古史可写。”（李济：《城子崖发掘报告·序》）在得到由中国考古学家独立主持第一个田野项目的机会后，李济马上选择了晋南地区，因为那里正是文献记载的尧、舜和夏的活动中心。1949年以前，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仰韶文化和以黄河下游为中心的龙山文化是仅有的两个被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因为傅斯年的重要影响力，考古学家接受了他提出的“夷夏东西”框架，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中提炼出彩陶和黑陶两大内容宽泛的文化特征，将各地区主要的史前考古发现都纳入到这两大文化系统中，并以东西二元对立解释二者的关系。上述开创性的工作对关于“最初中国”的问题做出了初步解答，认定古史记载是以史前文化的发展和互动为素材的，中国的根源可以上溯到史前时代。这为后来的古史重建奠定了基础。⒉从“中原中心”到“多元一体”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各地考古发现剧增。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已超过六七千处，文化类型的分析及其相互关系的探索日益深入。新的资料表明，仰韶文化早于龙山文化，二者并非同时并存、东西对立；而且，辽河流域，黄河上、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等地区各有自己的文化发展序列，再也不能用仰韶和龙山两大文化系统涵盖一切。夷夏东西模式失去效能，但其重视黄河流域的主旨得到继承，“黄河中心”模式或所谓“中原中心论”占据了主导地位——因为当时的重要考古发现仍然多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多数学者仍然认为这一地区是中国文明的摇篮，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向周边地区传播先进文化因素，并孕育出最早的王朝。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充分表明中原以外的史前文化区取得过毫不逊色的发展成就，在某些时期甚至处于领先地位。这对“中原中心论”提出了严重挑战。严文明在1986年发表《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元性》，提出了折中的“重瓣花朵”模式。他指出，中国史前文化格局很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其周围有甘青、山东、燕辽、长江中游和江浙文化区，如同第一重花瓣，再外围的文化区如同第二重花瓣。此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