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居民旅游公平感知与旅游参与、旅游收益的结构关系---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F590.8文献标识码：A：1673-5595（2016）06-0023-08在日益强化社会公平正义的当下，伴随着旅游景区的迅速发展，社区、景区间因旅游参与和利益分配不公而导致的矛盾与冲突也日益凸显。社区是景区发展的重要依托，景区是社区居民工作、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协调好旅游景区与周边社区间的关系，对旅游景区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作为主要的利益相关者，旅游社区能否以适当的方式参与旅游景区的开发规划与管理，并从旅游发展中获得公平的收益，是关系到景区可持续发展与社区和谐稳定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本文以崂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为例，尝试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究社区旅游参与、旅游收益和旅游公平感知三者间的结构关系。一、研究回顾（一）国外相关研究1965年，美国学者Adams提出一种激励理论，即社会公平理论。[1]该理论起初侧重于组织分配公平方面，主要研究员工个人权衡其投入及产出是否等价，即结果是否公平。20世纪70年代中期，公平理论引入司法、教育、人际关系等领域，Thibaut和Walker在司法领域研究中发现公平的第二维度，即司法公平不仅包括结果公平，还应包括程序公平。[2]Greenberg指出程序公平强调用公平性原则来确定补偿机制和过程。[3]20世纪80年代后期，Bies和Moag通过实证分析提出互动公平，即交互公平。[4]至此，结果公平、程序公平、交互公平三维公平全部产生。Ryan在论述“Newtourism”观点时引入了旅游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公平问题，提出“旅游公平”（tourismequity）概念，并提出旅游公平的目标是人人有机会参与旅游，指出在旅游发展过程中需关注可持续发展与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以促进旅游业的公平发展。[5]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开始关注社区旅游研究。Murphy基于社区角度系统化地分析了社区参与旅游问题，探究了如何发挥社区在旅游发展中的作用。[6]1988年，他进一步以加拿大BritishColumbia省为例，探讨了社区参与旅游规划问题，提出社区与旅游企业合作---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可以共赢。[7]RichardR.Perdue等通过调查研究美国Colorado地区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的态度，认为社区居民态度与景区健康发展具有正向关系，积极的态度对旅游业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反之亦然。[8]DonaldGetz以Scotland的SpeyValley地区为例，通过研究发现居民的旅游收益感知影响他们对旅游业的支持度。[9]DonaldG.Reid等通过引入自我评价工具研究社区旅游参与。[10]DanielM.Spencer运用名义小组法（NominalGroupTechnique，NGT）研究美国印第安部落，发现良好的旅游发展依赖于社区居民积极地参与旅游规划。[11]B.BynumBoley等研究发现，适当授权与恰当经济刺激对社区居民支持旅游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2]DimitriosStylidis等将旅游影响的三重底线方法（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运用到旅游研究中，探讨社区居民的地方形象感知对旅游支持水平的影响，发现旅游对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的积极作用会增强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水平。[13]资料显示，Lindberg与Johnson最早将结构方程模型（SEM）运用到旅游社区研究方面，主要研究人口统计因素、价值和社区居民对景区发展的立场三者之间的关系。[14]此后，相关研究不断出现。Bachleitner和Zins运用该模型研究了旅游效应、社区居民态度量表与其他变量（旅游发展、旅游收益、基础设施、环境污染等）间的关系[15]。Yoon等运用该模型研究了经济、社会、文化及其整体影响与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程度间的结构关系。[16]Gursoy等运用该模型研究了社区与旅游发展间的关系，变量涉及乡土关怀、社区归属感、生态态度、旅游资源、当地经济水平、利益感知、成本感知、对旅游资源的支持（历史文化资源、文化事件）等。[17]Gursoy和Kendall运用该模型对大型事件发生地的社区进行研究，涉及变量包括社区关怀、社区归属感、生态态度、利益感知、成本感知及对大型事件的支持。[18]StuartP.Cottrell等以德国Frankenwald自然公园为例研究社区居民旅游满意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