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序言因为我曾经和中国同胞一起挨饥抵饿，我感到有责任藉这篇文章向他们解释经济制度的运作。又因为血浓于水，我下笔时就不能无动于衷；这丝感情的流露，应该理解为我对同胞们的至诚关注。有关中国的报道，常有歪曲。在这一篇论文里，我尽可能依据朋友和我自己个人的观察。不少熟悉中国的朋友都曾经帮助我考核文中的例证。我特别感激巴塞尔（YoramBarzel）、高斯（R.H.Coase）、轩恩（PaulHeyne）、严保拉（MarionImpola）、马逢华、舒尔滋（TheodoreW"Shultz）、施尔敦（Arthurseldon）和杨怀康各人所提供的意见。当然，至于仍然可能存在的错误，是由我个人负责的。第一章绪论拔除一个信念要比拔除一只牙齿还要疼痛，况且我们没有知识的麻醉药。――艾马・戴维斯常言道：钟摆摆动得越高，在回摆时，它的摆动也会较高和较快。在毛泽东及“四人帮”掌权时代的中国，政治的钟摆摆动到难以想象的高度。自一九五八年开始有大跃进运动，继而是一九六六年席卷全国、动荡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那二十年里，一切可能被称为“资本主义”的东西，都被前所未有的残酷手段，彻底产除掉。同时，人民大众却被迫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尤其是毛泽东本身的学说。这些极其违反理性和极端残暴的群众运动，对广大人民，造成了莫大的创伤。令人震惊的的故事，罄竹难书。两位世界级的乒乓球运动员，因为被指控犯了发挥资本主义技巧的罪，被迫自杀（注1）。演奏贝多芬的作品或采用传统的名称来称呼新近公有化的东西，也能招来牢狱之灾。医生和教授，被逐至农村拔野草；学校的物理课，包括了锄坑和养猪的粗活。由于毛泽东没有受过严格的学校教育，他低贬学校教育，不足为奇；但如此一来，一个在考试中交白卷的学生，为了政治上的需要，竟然马上被捧为全国的英雄（注2）。在那段期间，极少数非政治性的书籍出版；可是毛泽东的小红书，据说销量竟然比圣经在历史上的总销量还要多。能够背诵几条重要的毛语录，或者在每次的社交谈话里一开始便各自背诵一连串的政治口号，不单是明智的策略，而且更是保障性命的一种方式。翻阅那段期间增订的中文字典，可以知道当时的意识形态气候（注3）。“资本”一词，以一整段文字界定为含有邪恶的意思。同样遭受贬斥的字有“私”、“钱”、“利”和“阶级”等；当然“地主”一词遭受更严厉的攻击，不在话下。另一方面，“共”“反”、“公社”、“社会主义”等词语，则受到过甚其词的赞誉。报章上的新闻，往往是与事实相去十万八千里的诺言：几百方码的人民公社土地竟然可以种出几吨的粮食（注4）；但当饥荒成为不可掩饰的事实时，就归咎于连续几年的坏天气。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打击无论根据什么标准来衡量，文化大革命都是一场彻底的革命。不但孔夫子备受攻奸，任何姓孔的人也遭殃。在山东曲阜孔子墓附近的碑林，不少刻在碑石上的书法珍品，遭受破坏，无法修复。我在一九五二年只须花二角钱便可买到的一份碑贴，现时增值了一万倍。古代的黄鹤楼，因为一首感人的诗（注5）而成不朽，但在一九六六年却被彻底地破坏了。庙宇里的涂金木雕刻，经过悠久的岁月，也逃不过被---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砍下来的恶运。成千上万的木刻运到香港，原价不过每块美金二元。但当文华酒店将这些木刻大量地装在大厅的墙上，引起了富有游客的注意，它的价值便大幅跃升。一九七九年我曾到广州一行，看到一间古庙完整无缺，令我惊喜不已。负责的同志解释说，住在庙宇周围的人，曾经不惜一死，力保庙宇。后来他们跟红卫兵达成协议，铲去外墙上的龙，以毛语录代替。我也曾到广州附近的一个小镇，探访我幼年时念书的学校校长告诉我。曾经教过我的几位老师已经自杀了。他告诉我文革时期，派系间武斗椅子上的铁条都被拆下来作为打斗的武器（注6）。其余一切的铁器，皆在大跃进期间，被“贡献”作为炼铁之用。知识贫乏妨碍现代化这一切都不免使人惊愕。一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遗产的民族，竟然要遭受这样的蹂躏。另一个事实，同样悲惨；一个以刻苦耐劳闻名的民族，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