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代风俗观念看国家治理与区域文化的发展区域文化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它既包含着特定空间范围内人们精神世界的表现，也包含着在这一精神的支配下人们的创造，从而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风俗民情是在自然和人文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因此风俗民情具有了自然与人文的双重意义。由于不同地区的人群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下成长起来，并对这个地区独特的文化表现产生了深刻影响，从而风俗民情便成为该区域文化的核心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一个地区区域文化的思考，实际上也就是对这个地区风俗民情各种表现的认识。与今天的“风俗”概念有所不同，中国古代的“风俗”有两层意义。其一，定位于政治性和文化性含义的风俗，如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有“周末风俗”、“两汉风俗”和“宋世风俗”条，所论内容是这三个时代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气象和风尚。其二，定位于风土人情，即风俗的范围和内容包括一个地区的地理环境、人们生存的基本方式，以及性格和精神面貌的风俗，如班固所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1]这种大“风俗”概念，可能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独有的。它所包含的大量的历史信息，体现了历史上区域文化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也有理由为今天的研究提供经验和借鉴。下面我们以汉代为例略作说明。笔者曾指出，汉代风俗观念集中于五个方面。（1）风俗是一种差异，而这种差异源自不同的自然和文化背景，是为风俗观中的环境影响说。（2）上古时期风俗淳厚质朴，后世风俗浇薄败坏，是为风俗观中的厚古薄今说。（3）物质财富的增长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必定带来风俗的沦丧，是为风俗观中的财富与风俗背离说。（4）大一统的王朝需要统一的风俗，统治者应致力于风俗的一致化，消弭差异有助于保证国家稳定；相反，风俗的多样化则必然瓦解统治基础。是为风俗观中的“齐同”说。（5）良好的风俗要依靠社会上层尤其是君主或圣人的努力来建立，是为风俗观中的圣人施教说。[2]这五个方面大都与国家治理有关，其思想萌芽在春秋以来的百家争鸣中均有程度不同的体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风俗观念正是在秦汉时期才得到全面展开，并显示出明显的思维同一性，即风俗与社会尤其是与政治方面的关系贯穿着上述这些观点。这既是秦汉风俗观的中轴，也是中国古代社会风俗观的一条基本脉络。在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这些观点的许多痕迹，就此而言，汉代风俗观念的上述表达，具有里程碑和导向性的意义。何以汉代政论家和学者将风俗与以国家为代表的政治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在于，风俗是一种非制度化的社会表现，它通过信仰、习俗将单个的个体连接成彼此联系的有着共同价值观念的群体；而国家则是通过权力进行控制的最高组织，它通过行政管理、法律等制度化的内容，使社会得以运转。这是两种立足不同、方式不同、内容不同的力量，而它们的相同之处则是，人群的生存、社会的发展不能离开一个有效率的、公正和廉洁的政府，也不能离开养育着不同地区人群生存的文化土壤。因此，将民间和地方风俗与国家治理联系在一起，顺理成章地成为汉代人思考的基本内容。实施风俗一体化的“齐同”说的提出和实践都反映出时代的变迁。在商、周（西周和春秋时期）王制社会，否认不同地区的风俗存在的合理性的声音即使有也是微乎其微的。《诗经》十五“国风”显示了人们对各地风俗差异的认可。这种情状与当时的“封建”制度密切相关：受到商王和周王分封的方国和诸侯国保持着自己的在政治上的独立性，从而也就使得它们所控制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保有自己的合法性。随着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建立，这种情形发生了改变。大一统的政治和军事表现从战国时逐渐成为一个历史趋势。而在思想文化方面，齐同风俗成为构建大一统理论的一个要点。战国后期儒家代表性人物荀子指出：“风俗以一”是“政令以定”结果，如果“有离俗不顺其上”，就会导致“百姓莫不敦恶，莫不毒孽”的恶果。[3]汉代思想家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