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汉籍与中国史研究孙卫国《光明日报》（2014年04月16日14版）---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东亚各国部分汉籍最近十余年来，中国学术界在复旦大学葛兆光和南京大学张伯伟等先生的倡导下，掀起了一股新的学术热潮，这就是葛先生所倡导的“从周边看中国”与张先生所提倡的“异域之眼”。葛先生重史学，张先生重文学，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研究的视角由西方转向东亚，研究资料则是域外汉籍，研究对象依然还是中国本身。这是新世纪的新学术取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术关注。东亚汉籍之价值与研究之必要东亚是一个有别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区域，这是因为它有着自身完全不同的特点。德国哲学家卡尔·亚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轴心时代”的理论，指出在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时期，几乎同时在印度、西方和中国出现了精神的自觉，涌现了一批伟大的哲学家，产生了我们至今仍在思考的各种基本问题，创立了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宗教。生活在轴心期三个地区以外的民族，或与之保持差距，或与之有所接触，并被拖入其历史过程。东亚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就先后被拖入了以中国为轴心的东亚文明之中。也正因如此，东亚世界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历史景象，诚如日本学者西嶋定生所言东亚世界的“四大支柱”：汉字、儒教、佛教和法律系统，构成了东亚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特点。汉字则是最为基础的“支柱”，正因为有了汉字，流传下来丰富的汉籍，成为东亚世界共同的财富。亚斯贝斯说：“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当我们重新思考中国学术与历史走向时，尤其是在西方理论和话语冲击之下，我们越来越迷失的时候，放眼东亚，发现有如此丰富的域外汉籍，几乎还处于我们主流学术关怀之外，这不仅是我们学术上的失误，也使我们对自身的认识有所局限，因此，域外汉籍的研究，不仅可以带来新的丰富资料，开阔研究视野，矫正我们认识上的偏差，更重要的是可以将中国学术引向一个新的时代。---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葛兆光先生在《宅兹中国》、张伯伟先生在《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都提到过，传统的中国是完全“在中国发现历史”，天朝上国的傲慢使得我们无法真正了解周边的历史，对于自身历史的认识也缺乏一种参照对象，因而不乏片面与偏见。20世纪初所建立的现代学术，则完全是在西方学术体系下建立的，西方的理论既是我们学术的出发点，也是我们认识结论的评判标准，尽管它有很大的贡献，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迷失自我的学术。有着共同历史背景的东亚，有着相似的文化观念，历史中彼此共存，文献中记载着彼此，留存下来丰富的汉籍，把东亚汉籍作为研究的新视角，不仅可以拨开“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迷雾，也可以打破西方话语的垄断，从而将中国学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东亚汉籍与明清史研究最近十余年来，笔者一直关注明清中国与周边国家特别是日本和朝鲜的关系问题，不妨以此为例略作说明。明代发生了一场持续七年的战争——明代抗倭援朝战争（从1592年到1599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战争，是近世东亚所发生的第一场涉及三国的战争，对于中国历史以及东亚世界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有人说正是因为明朝在这场战争中伤筋动骨，因此战争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就灭亡了，建州女真乘着这个间隙逐渐强大起来，最终取代明朝，成为入主中原的新王朝。奇怪的是，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对这场战争的研究非常少，除了台湾学者李光涛编过《壬辰倭乱史料》和《万历二十三年明朝册封日本考》等资料性的著作外，其他真正全面系统的学术论著几乎没有。但是在韩国和日本则有非常深入系统的研究，韩国研究成果甚多，1967年就出版了李炯锡三卷本《壬辰战乱史》，全书2000多页，当时的韩国总统朴正熙亲自题写书名，此后专题研究非常之多，论著不胜枚举。日本研究的著作也十分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