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中国”的和解之道（转）[摘要]如果和平年代就充满暴力，你很难指望一个乱世里没有大暴力的发生。而和解的前提是：让自己活，同时也要让别人活。如此才可能使怨仇得以和解，走向一个和平共处的法治社会。今天中国社会不时出现各种形式的暴力。有公权力的暴力，比如强制拆迁、城管打人；有民众的暴力，合理诉求得不到回应就诉诸暴力，砸车，砸商店等等；人与人之间的纠纷得不到解决也诉诸暴力，比如肖传国雇人打伤方舟子这样的事件；还有一种是话语的暴力，是种软暴力，在BBS、微博上，充满着话语暴力，一旦形成争论，往往不是说理，而是直接转向语言的冲突，相互问候老祖宗，或者互相扣帽子，气势汹汹。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中国可以称为“暴力中国”。重建法治这些暴力的形成，有多重因素。首先是公权力没有受到约束，城管打人，以及拆迁中的暴力，都是有公权力基础的，是有某些制度和法规支撑的。这种暴力产生以后，会激起民间很大的反弹，因为“理”是没法和“力”说的，哪怕老百姓再有理，投诉无门，最后也不得不诉诸暴力，所以，一个城管打小贩，就能造成成百上千人的群体性事件，而且反弹更具暴力性，可能是把城管刺死，甚至导致整个城市的骚乱。以暴易暴是一个相互的过程，暴力只能激起暴力，而无法激起理性。公权力的暴力和民间的暴力是具有同构性的。为什么会这样？司法公信力不足是原因之一。无论政府还是民众，一旦发生纠纷，无法找可信任的第三者来裁判。在健全的法治社会里，公权力和公民发生利益冲突的话，往往不是诉诸暴力，而是由司法来仲裁。但在今天的中国，有“法”却“法治”不足，各级司法机构服从当地政府利益，司法系统往往以维护公共利益的名义，与当地政府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而地方政府又往往与地产商等利益集团捆绑在一起，于是形成了利益集团、政府和司法的利益一体化。社会上也就慢慢形成一种思维：如果要解决问题，就要把事情闹大。政府也形成一种处理模式：一旦事情闹大，为了维稳的需要，政府就息事宁人，不再辨别纠纷中的具体是非，而是用维稳费用花钱买平安。本来是小事情，可以正常解决，但在部分群众看来，只有闹大，而且往往是用暴力的方式闹大，才会引起重视，才会迅速得到解决。---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暴力泛滥背后是制度性的缺失，特别是法治的缺失。本来有制度，有法治，就是告诉人们，解决纠纷可以不必通过暴力。暴力冲突的结果通常是两败俱伤，很少有双赢的。因为暴力往往是你死我活；双赢的达成则需要大家坐下来说理、谈判、妥协。法治本来应该是超越于各种利益集团，超越于政府利益、公民利益之上，这才是法治，司法维持的就应该是这样的法治。所以，要告别暴力，首先需要的就是制度重建，特别是法治的建设。不能仅仅期望于政府，信访、维稳不能解决一切。政府也是有自我利益的，很多纠纷是政府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与民众发生的纠纷，政府本身就是利益相关方，你怎能指望政府可以解决好这些事情？必须让司法体系起到仲裁机构的作用，这才是一个根子上解决的办法。告别革命逻辑讲到暴力，我们很容易想起毛泽东的一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任何革命都有神圣的名义，为了达成某个神圣的目标，对被革命的神圣性所排斥的敌人就可以采取非常规的、非法律的暴力方式。它用目的的合理性来肯定手段的合法性。虽然今天有告别革命的说法，但是革命意识形态远远没有肃清。今天，为了公众利益，为了国家长远前途，公权力的暴力似乎就是合法的，就是可以容许的。虽然今天不讲“革命”了，只讲“公共利益”，但各种公权力的暴力，背后的逻辑依然是变相的革命逻辑。我并不是反对一切革命，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并不需要这套革命话语。冲突的双方往往是有同构性的，否则很难形成冲突。民间的暴力与公权力的暴力，虽然是对抗的，但是逻辑形态和表现形态是完全同构的。底层在诉诸暴力的时候，也是诉诸这套革命话语，因为代表着正义，代表着苦难者，就可以不择手段，甚至殃及无辜。很多暴力事件一开始是冲着公权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