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历史备忘李劼过去总以为我是那个阴暗潮湿的山洞里的独行者，想不到在我前面已经走过了那么多的朋友。他们无畏地前行，用诚实做他们的前导。他们除了忠实内心的声音内心的爱，不懂得向任何强暴低头。他们即使倒下，也不会忘记给后人留下照明的火把。。。火种就是这样留下的，火把就是这样永不熄灭地燃烧的，民族的魂灵就是这样的代代相继的。。。—题记，摘自作者长篇小说《丽娃河》本著作者有关文学史论的参考目录：中国新文学主潮绪论，李劼，1982年中国新文学发展概观，李劼，王晓明，陈思和，1985年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84)论略，李劼，《黄河》杂志1988年第4期文学史的框架及其他，李劼，黄子平，《北京文学》杂志1988年第7期论中国当代新潮小说，李劼，《钟山》杂志1988年第4期历史描述和阐释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李劼思想文化文集》卷4，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引言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其说是作为对一百多年前所谓洋务运动的以改革开放命名的回归载入史册，不如说是一次由当年的北大《新青年》和清华国学院交织而成的五四新文化精神的复苏，并且被人们诉诸了狂飚突进的激情。许多年过去之后，人们缅怀起这个年代，无不百感交集。遗憾的只是，众人一时间还想不到用文字去搜索自己的记忆，给今人及后人留下一份备忘录式的历史记载，致使一些过于利欲熏心的学者觉得有机可乘，编出一本本改头换面的史论文论。书中删去了许多当年众所周知的人物及其他们的代表作，然后在那些空出的位置上，安放了一大半编者在海外东亚系搭识的关系户。就好比鲁迅研究弄到后来只见研究者不见鲁迅一样，所谓的二十世纪文学史论编到后来只见编者，不见史论。就此而言，历史备忘有了十分重要的史实意义。人们也许大都记得，以前的中国文学史曾经有过活埋不可忽略的诗人，作家和评论家的先例。不过，那种活埋因为出于某种政治原因，一旦其原因烟消云散，被活埋者便不可阻挡地一个个从坟墓里现身出来，打着呵欠重见天日。那样的活埋虽然很可笑，但人们却怎么也笑不出来。因为他们由此想到的是无以计数的令人唏嘘不已的悲剧故事。相形之下，如今的这种当众活埋，则由于全然是出于活埋制造者的一己私利，而成了一幕令人捧腹的笑剧。这种欺世盗名的喜剧性在于，当事人一个个还好好的健在有的甚至依然充满创作的活力，人们还没想到为此建立什么纪念碑，那些学者就忙不迭地开始盗墓。这些盗墓者忘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文学的殿堂不是由---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哪个选本建筑的，而是深藏在众多的当事者和更多的阅读者的内心深处的。人们想起当年的文学，只消朝自己心中一看，所有的偷盗努力就会立即落空，只留下一个令人鄙视的偷盗记录。因此，本著呼吁当年所有的当事者，在你们的有生之年，写下应有的回忆，留下宝贵的史料。历史理当是许多个人回忆的拼贴，毫无中心话语可言，更不是那种利欲熏心的选编。对历史的任何编造，无论在什么名义之下，都是不可靠的。孔子编写春秋，尚且让人不无存疑，更毋需说基于某种个人生存策略的胡编乱造。历史是一部多声部的合唱。当众人纷纷发出自己的声音时，色彩缤纷的历史也就自行呈现在人们面前了。也就是说，历史的真实在于各方主体的主观共视里。而又由于是众多个体的主观共视，其共视便有了结构性的共在意味。这样的共在使任何胡编乱造成为不可能。以《罗生门》为例，七个人虽然讲法不一，但所讲的故事却是相同的。假如其中有人任意篡改故事内容，显然就成了一目了然的谎言。由此可见，历史的真实，不在于过去所说的那种自欺欺人的客观性上，而在于每一个历史个体的忠实于内心的主体性上。历史的这种心灵原则，使文学史具有双重的心灵意味。也即是说，文学史是源自心灵的心灵史写作。这种写作的个性越鲜明，所写出的历史就越真实。在此，历史的真实乃是个性的真实，而不是如同公分母那样的共性真实。任何历史个性一旦被强行诉诸某种共性，不管是意识形态共性，还是道德观念共性，抑或哲学理念共性，甚至是学术小集团共性，更不用说那种个人生存利益图谋上的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