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通中外与中国话语国际视野或国际化，原本是包括历史学的现代学术与生俱来的属性。从事历史学研究，不仅要“通古今之变”，也必须“览中外之情”。只是由于明清“闭关锁国”陋俗及上世纪50、60年代政治运动等因素，才使我们对国外研究及理论方法所知无多，才使中国古代史等学问一度带有了不该有的半封闭性。尽管如此，上个世纪仍然有个别留学及涉外的名家如陈寅恪、雷海宗、杨联?、林志纯等，能够做到学兼中西或中外兼通而开风气之先，因为是鹤立鸡群或凤毛鳞爪，故而备受学人的青睐与尊崇。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及其所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与中国崛起，提升了中国的经济文化实力和国际威望，也相应提升了全世界对中华文明的关注度和兴趣，凸显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国际性及文化价值。与此同时，“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来临，也使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国际化正在成为一种多数人得以参与的普遍性趋势，而不再是个别精英能过问的“奢侈品”。随着现代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不断更新，不断遭遇多种挑战，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思想理论环境也处于持续变化之中。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增强中国古代史研究国际化的理性与自觉，如何提升中国古代史研究国际化的水平及实力，就成为当务之急。在这方面，笔者吁请同仁学者努力践行“会通中外”，以跟上21世纪中国古代史研究国际化的时代步伐。所谓“会通中外”，简而言之，就是融会贯通国内外有关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及信息，通达其要旨，领悟其精华。笔者拙见，要践行“会通中外”，加速和提升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国际化，似乎至少要做如下3件事：其一，亟待建立引进、借鉴国外先进理论方法的机制。历史学是一门综合学科，历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也始终相应具有多样性与开放性，即提倡在治学理论和方法上向所有学科敞开门扉，主动吸纳，综合运用，以适应研究客体层出不穷和复杂多样的需要。所谓“史无定法”是也。相对而言，发达国家的现代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较为成熟，其理论和方法丰富多样。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无一不是从西方传入而影响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进步与变革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古代文明为对象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也不例外。例如，法国“年鉴学派”倡行的“长时段”与“综合史”，主张历史是一组体系或结构的综合体，各体系或结构有其自身的内聚力。历史必须从结构和体系上加以阐述，不仅要致力于确定这些体系，而且要系统地阐明它们之间的关系。换言之，这种追求“长时段”的新史学，其目标就在于揭示社会结构，乃至自然界的、物质的和精神的长期结构。该学派强调历史研究的整体性和综合性，注重社会结构、系列及多元的理论解释，被后人较多运用和具有普遍实践意义的又是其综合性区域史研究。笔者曾经提议采取两种方案引入年鉴学派的“新综合史”，以改造旧式“拼盘”地方史。一是在国内原有区域史基础上把年鉴学派的东西嫁接过来，搞成一个中体西用或中西合璧；二是全面仿效年鉴学派区域史研究模式。其中，笔者比较倾向于第二种方案。因为，先进的研究方法不应该讲究中西界限。况且，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最终也不可能全盘西化。目前最重要的是把年鉴学派的总体、综合区域史的理论方法先学过来。再如“社会科学方法”。20世纪初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不仅开创了比较社会学、理解社会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进而还提出了“社会科学方法论”。他率先对文化科学做了界定。认为文化科学，即社会科学是有别于自然科学的一系列学科，包括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理论之所以可能，首要任务便是刻画社会科学在对象、工具和方法诸方面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独特性质。社会科学的对象是文化---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事件。文化事件的规定包含着两种基本的要素：价值和意义。在韦伯看来，文化科学的对象是有意义的文化事件或实在，文化科学的目的是认识这种实在的独特性质。其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由关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方式、原则、手段的讨论构成的。20世纪50、60年代，哈佛大学杨联?教授在出入于经济史和以“训诂治史”的同时，又以博杂多端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