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读后感很早就知道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但认真拜读则比较晚。原因无它，但凡中国人，读近代中国的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缺乏一颗强大的心脏。一部血泪史啊，让人不忍卒读!常言道：知人论事。要想论其事，必先谈其人。蒋廷黻是中国历史学地上的一个传奇人物，也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他早年治学，中年以后志在外交。作为政治家，他是当时“书生从政”的代表人物，主张以所学为国家所用；作为学者，他是当时公认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和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他一生治学严谨，著作不多。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反而不是花了极大精力辑录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而是这本仅五万余字的《中国近代史》。[1]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不仅奠定了他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而且充分反映了那一代受过西洋教育而深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在反观中国近代史时的心态，以及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思考。作为“书生从政”的代表，其言行、其历史观必不自觉得受其政治倾向的影响，然而正如陈旭麓先生所说：重印的宗旨在于“存史存文”，“存其文而原其人，不以其人的政治立场而抹杀其学术的成就。”[2]正是因为历史观的偏差，导致此书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史料的选择、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具有一定的片面性，这一点在前两章中尤为明显。因而本文将就第一次鸦片战争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这段历史，在蒋廷黻先生理论的基础上，试分析晚清初期的中国外交。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蒋廷黻先生的观点十分鲜明，他坚持“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不可”的看法。所以,蒋廷黻先生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评判人的善恶、事的好坏,全以是否学习西方科技、文化、政治为标准。在蒋廷黻先生看来,“人与人的竞争,民族与民族间的竞争,最足以决定胜负的,莫过于知识的高低”。这里的“知识”指的是科学知识，具体来讲就是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按照蒋先生的这种逻辑思维，那么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与传统视角全然不同的中国近代历史。一、天朝上国的自大受明朝和清前期所形成的以中国为中心、以宗藩关系为主要形式的东亚国家关系模式影响，清朝的统治者将这种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关系模式外化为整个世界的国家关系格局。这种天朝上国的盲目自大导致清朝在一开始面对西方来使时就抱有轻视的心理。例如，1793年，英国王室派马戛尔尼勋爵率使团来华，谋求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时，使团甫一靠岸，来迎接的清军便冲了上去，在船队上插上许多“英吉利贡使”的彩旗，礼品清单则一律写上“贡物”二字。热河行宫觐见时，乾隆帝更是一口回绝了英使的建交请求，发诏说：“„„你们表奏上说要派你国人常驻天朝，照管你国买卖，这和天朝的体制不相符合，万万不行„„西洋国家很多，又不是只你一国，如果大家都请求派人留居北京如何是好？„„天朝的恩德和武威，普及天下，任何贵重的物品，应有尽有，所以不需要你国货物„„”正如蒋廷黻先生在书中所言：对西方国家的轻视直接导致了中国的政府官员忽视与洋人的交流，也就导致了中西方语言不通、风俗不了解，进而导致了双方在外交谈判的过程中常会因误会而导致误判——中方低估西方的实力，军队溃败后又心有戚戚，畏葸不前；西方高估中方实力，以为中国一心求战，获胜后便洋洋得意更显傲慢。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盲目自大在一夜之间被打破了，之后形成的巨大落差致使清政府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畏夷。这种心态导致了那些办理外交事务的官员害怕出错，害怕得罪洋人，害怕因为自己的过失导致了另一场战---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争。而那些负责管理外交事务的官员则几乎丧失了民族自信心。如琦善、耆英者，他们在经历了战败后缺失了对继续抵抗英军的信心，他们已经认识到以中国八旗子弟这些中古时代的军队去抵抗扛着近代化武器的英军是不现实的。恰是这些“自知之明”迫使他们签下了《南京条约》、《五口通商章程》、《望厦条约》。蒋先生在书中说他们签下条约是识时务，然而我以为这并非是识时务，而是出于一种被放大的恐惧，或者说是出于晚清官场生态的驱使。晚清官员在面对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