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大历史》有感横贯五千年的中国史需要多少字写完？如果按传统写法，事无巨细，一一道来，需要至少数千万字。若要细细研读，非十数年不可成其功。而若用春秋笔法，微显志晦，婉而成章，所需字数虽少，却未免失之偏颇，难以窥其全貌。所以，要用数十万字把数千年历史一一道尽，其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必须立足宏观，抛其细节，抓其重点。用简练之笔法，介绍最重要之事。其二，必须找到合适的分析方法，分析历朝历代之得失。而做到此两点者，非黄仁宇先生莫属。我读此书，最在意的就是他所用的分析方法。黄仁宇先生的思路，可分为两条明线：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一条暗线：儒家文化。中国五千年之历史，之所以合少分多，战乱不休，个中原因大抵可从以上三个方面找到。制度方面，可以用一词来形容：平衡。从秦朝设立郡县制以来，中国政治制度之变化一直围绕着两个方面展开：君臣之间的权力平衡，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平衡。先看君臣的平衡。中国的所有行业中，皇帝绝对是最辛苦、也最短命的工作。秦始皇每天规定自己必须看完120斤的竹简文件才能休息。朱元璋“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危，如履渊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犹恐不及”。雍正在位期间，不巡幸，不游猎，日理政事，终年不息。但不管这些帝王多努力，治理一个庞大的帝国都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所以，分权是必然。但是分多分少是个问题，分多了皇帝会被架空，西汉的外戚专政，带来的就是王莽篡位，朝代灭亡。分少了皇帝无人制约，到最后还是百姓受害。汉武帝死后汉朝国力由盛转衰，明成祖险些踏上隋炀帝后尘，大抵都是主强臣弱带来的后果。强干弱枝还是强枝弱干，是中国政治制度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古代通讯不畅，地方需要一定的自治权。但是权力大了，容易尾大不掉，唐朝安史之乱后数百年，一直到朱温灭唐，都饱受军阀割据之苦，无非是放权太过。而权力小了，事事等中央决定，却又失去了反应的灵敏性，让原本容易解决的小事最终变成颠覆国家的大事。明朝李自成、张献忠之流之所以能够荼毒四方，未尝不与地方政府袖手旁观有关。但是由宋开始，所有朝代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强干弱枝。这也导致宋以后的朝代，其实都毁于内部之乱。而宋朝之所以例外，是因为外族入侵太快、太猛，没有给内乱酝酿的时间。黄仁宇先生评价中国的政治制度应变能力极弱，可谓一语中的。经济方面，则可用“错位”二字来形容。中国经济一直重农轻商，所谓士农工商，商人地位最低。但从经济发展，资源流通来看，商人应该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商人阶层能够为技术变革提供所需的资源，若无约翰·罗巴克和马修·博尔顿的资助，瓦特绝无可能发明蒸汽机，而科技革命也就无从谈起。但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却毫无地位可言，再加上中国历朝有“杀富”的传统。有吕不韦、沈万三、石崇等前车之鉴，中国的商人阶层在拥有一定财富之后,就失去攫取更多利润的动力。要不然培育子弟，走耕读传家之路，要不然小富即安，转而寻求生活质量。黄仁宇先生在书中提到中国一直不实行数目字管理和金融制度，其实是没有这个需要。因为此两者出现的目的就是为了攫取更高利润。只有商人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力，且商人阶层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创造此二者出现的条件。西方人之所以采用数目字管理，之所以创建银行，无非是为了加快财富统计和流通的速度，从而攫取更大的利润。而与他们相比，中国商人的心思则都放在苏州园林和淮扬菜上了！商人既然无法成为中坚，那经济发展之主体只能由农民担当。热力学定律告诉我们，一块土地能产出多少粮食，是有其上限的。不管如何改造工具，都无法突破这一上限。因此我国农业生产技术，到元朝《农桑辑要》即为顶点，此后数百年，无所寸进。并非不想，实不能也。而受限于地理条件（中国西部被山脉沙漠围绕，北方则太冷），中国的土地除西南一隅之外，几无扩张可能。所以，当整个国家的土地都被开发完毕，经济总量便达到其极限，随之而来的就是下降了。但是，经济总量虽有上限，人口增长却无限制。当土地产出已经无法跟上新生人口的数量时，饥荒就会发生，**也就成为必然。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