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学习防范铁路贪污腐败案件心得体会在审判铁路刘志军的过程中,法庭陈述了选择轻判的三点理由,其中明确未采纳辩护律师提出的“刘志军对高铁建设的贡献”。“贡献论”、“特赦贪官论”等表面上看,是出于法律判罚“社会效益”的考虑,本质上却是在拿法律做交易。在笔者看来,法庭之所以强调轻判理由不包括刘志军对高铁建设的贡献,有两方面背景和原因。其一,在之前已经判决的、同属刘志军窝案的中铁电气化原副总李汝军案中,公诉机关称李汝军是“铁路系统不可多得的专业人才”,希望法庭给他再作贡献的机会。法庭予以采纳,并在随后作出了“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的判决。此举引发社会舆论的强烈质疑。其二,确实有少部分人存在着“功过相抵”的观念,他们认为刘志军对中国的铁路建设尤其是高铁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可以部分抵偿他所犯下的受贿等罪行,因此轻判是合适甚至是应当的。虽然我国的法律中并没有“对社会或国家贡献大小可以作为判罚依据”的规定,“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被明确列为我国司法审判的基本原则,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贡献论”、“人才论”等却常常被法庭采纳,作为对犯罪分子进行轻判的依据。本质上讲,“人才论”同样是以贡献大小作为法律判罚的依据,只不过是着眼于贡献的未来产出量。不可否认,“贡献论”在现实中确实有着一定的社会观念基础。除了司法实践中层出不穷的以“高科技人才”“国家人才”等作为轻判理由的案例外,更多时候,“贡献论”体现在人们对待贪官这一特殊犯罪群体时所抱有的态度。很多贪官在反思自己走上贪腐之路原因的时候,都会提到这样一种想法和观念:自己为当地人民做了那么多好事,功劳那么大,捞点是应该的。这种观念甚至在他们已经被查处、带到法庭上的时候,依然根深蒂固,从而说出“对得起当地人民”“问心无愧”等言语。贪官自己这么想也就罢了,姑且认为这是他们在为自己的犯罪行为作狡辩。但之前发生的政府部门向法院发公函,以犯罪分子“素质高、贡献大”为由请求轻判；以及一些地方贪官落马后,当地部分群众发出的“某某很能干,在其任上城市发展很快、变化很大,判罚太重了”等“同情、怀念”言论,都说明了,“贡献论”绝不仅仅是司法量刑过程中的一种不当考量,它还关涉到人们对法律究竟抱有怎样的认知这一根本问题。因为其过去贡献大,所以可以抵偿一部分犯下的罪行；或者因为其是“难得的人才”,关到牢里不如让其在外面多为国家、社会作贡献,以抵偿自己犯下的罪行。表面上看,这是出于法律判罚“社会效益”的考虑,但本质上却是在拿法律做交易。与之逻辑思维相一致的还有前段时间引起广泛讨论的“特赦贪官论”,持此观点者同样高举“社会效益”的大旗,认为特赦某一时点之前的贪腐行为,可以减少今后反腐和政治改革的阻力,是一种虽然违背原则但却具备可行性的选择方案。这些观点都暗含一种逻辑,那就是法律是可以被交易的:在一定的“社会效益”——高科技人才的智力贡献、现有贪腐官员对改革的支持——面前,法律---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的尊严和权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社会的公平正义,都是可以被“商量”和“通融”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这是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过的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法治建设不仅在于条文的制定、司法活动的开展,更重要的是法治观念、法治精神在人们内心的真正树立。在一个有着漫长人治史的社会里,法治观念、法治精神的培养和树立本来就是一个尤为艰难的过程,任何一点法律之外的“开恩”都有可能动摇人们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对法治的信心。从这一意义上讲,再大的“社会效益”相比之下都是得不偿失。只有在“贡献论”等违背法律精神和原则的观念在人们内心里彻底崩塌之后,对法律的绝对认同和遵循才能成为社会的一种普遍和基本的观念。---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