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文化的发扬光大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中心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中小企业的数量占企业数量的99%，经济总量占了60%，上缴的利税占了50%，特别是它的就业人数占了80%”。有专家分析认为，占中国企业总数99%的中小企业作出如此大的贡献，却只使用了20%的金融资源。这说明，每一单位投入，中小企业创造的GDP是大型企业的5倍左右，创造的就业是大型企业的9倍左右。如果中小企业裁员10%，中国就会新增3000万失业人口。可见，民营企业的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离开了金融政策支撑的民营企业事实上是在夹缝中艰难成长的，这样的条件下能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商帮文化恰恰在其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民营企业是中小企业的主体部分，商帮是民营企业的集合。商帮是中国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它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在明清300余年的中国商业史中，山东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宁波商帮、龙游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徽州商帮等十大商帮，都曾是称雄逐鹿于商界的商人群体。---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商帮自出现之初便与民营经济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回望历史，无论是哪一朝代，民营经济的发展都决定了封建王朝的兴衰与存亡，商帮的兴衰也与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商帮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中国古代的茶马古道和丝绸之路，都是在商帮开辟下形成的著名商业通途。然而，到清朝中后期，由于连年征战，随着中国民营经济的衰败，商帮也逐渐衰落。封建商帮的衰落亦是封建王朝发展的必然，在皇权至上的历史前提下，私权随时都有不虞之灾。清乾隆时期的徽商江春曾说：“奴才即使有金山银山，只需皇上一声口谕，便可名正言顺地拿过来，无须屈身说是赏借。”这从一个侧面上反映了民营经济在中国历史上的尴尬地位——“民营”不等于“民有”。因此，封建王朝民营企业为主体的商帮，在那个时代中从一出生便注定了他的结局。改革开放以来，日渐崛起的浙商、苏商、沪商、京商、粤商和闽商，正悄然发展的鲁商、豫商，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代表商帮，而商帮成长的那片土地，也是中国经济的支柱所在。商帮的兴起同时也是中国民营经济崛起的另一个体现，民营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扮演着最不可忽视的角色，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风向标，尽管发迹于草莽与坎坷之中，如今却已占据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据统计已经占全国GDP比例的65%，因为有了成熟的民营经济，也便进一步催生了商帮的复兴。以浙商为例，民营经济是浙江经济发展的特色之一，而浙江民企的实力，几乎占据了国内民营经济的半壁江山。浙江人做生意厉害，倒不在于他们有多少叱咤风云的大企业大人物，而是有深厚的民间基础和庞大的群体阵容，就是“抱团精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商帮文化”。浙江人通过商会、行业协会等组织，群体合作织成一个无所不在的商业网络。浙商还形成了巨大的人际网络和销售网络，这种网络就像人体的细胞或毛细血管，遍布市场的每一个角落。无---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论从资金融通，还是市场开拓，商会、协会都为浙商的发展壮大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对待商帮问题上，改革开放的缔造者邓小平在评价宁波帮时曾说“宁波帮人数不多能量很大”，他不仅充分肯定宁波帮的作用，还亲力亲为作了大量具体的工作。他指出：“宁波的优势有两个，一个是宁波港，一个是宁波帮。”邓小平在北戴河的一次谈话中，还进一步号召“要把全世界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由此可见，新中国更加重视商帮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而商会便是新时代商帮文化的载体，商会文化也是商帮文化的传承、革新的产物所在。驻京办往往承载了这样的职能——团结老乡，多数驻京办都会组织在京人员联谊会，另一方面，“北京浙江企业商会”、“北京福建企业商会”等区域性标志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