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与中国外交周晨／文2008年年底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简称IMF）以协调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危机的大平台的角色而备受世人关注，与此同时，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改革的呼声也逐步高涨。通过积极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改革，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促成了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在提高基金组织作为国际机制的合法性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本次改革中，中国积极谋求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发言权，在基金组织中获得了与自身经济实力更相匹配的地位，承担了相应责任，正向多边国际合作积极参与者稳步迈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表明，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秩序并非单个国家所能维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立正是为了在这一领域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截至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拥有184个成员国，特别提款权总份额214亿（333亿美元），可借款总量相当于2082亿美元，是唯一调整国际货币关系的政府问国际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成立以来，其职能根据成员国对国际公共产品的需要而不断变化。20世纪70年代，成员国对固定汇率作用产生怀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转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宏观经济政策建议。80年代区域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又进一步扩大到危机管理。时至今日，其主要职能仍是调节国际收支，维护汇率稳定，但使用手段包括了提供贷款、外汇援助、政策建议等多种措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一个国际金融机构，其整体的运作机制同商业银行十分类似。成员国向IMF缴纳一定份额，其在组织中的投票权与决策权即由所缴份额决定。IMF会根据各成员国的外汇储备、进出口贸易额、国民收入、经济波动性四项指标确认一国的缴纳份额。成员国的投票权包括基本票和加权投票权，根据各国所缴纳的份额，每10万个SDR可增加一个投票权。此外，成员国每借出40万单位的SDR则增加一票，因此身为债权国的发达国家相应地拥有更多票数。在进行投票表决时，IMF采用特定多数制。根据IMF章程，21类经营性问题需要经过70%多数通过，18类重要问题需要85%多数通过。通过加权多数表决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起了基于“比值平等”思想的合法性，实现了实力、责任、权力三者联动。在没有独立激励的情况下，单个国家在集体决策活动中首先计算的是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而不会采取行动促进集团目标的实现。加权决策机制给予成员国与其实力相符的激励，从而有利于主要大国积极承担责任，有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高效决策。另一方面，IMF的加权表决制考虑到了国际金融领域内国家实力不平衡的现状，如果片面追求一国一票的绝对平等主义，会激发大量的“搭便车”行为。加权表决制使得IMF获得发达国家的有力支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效率因此大幅提高。但是进入21世纪，IMF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空前繁荣的全球资本市场带来的问题已超出《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管理范围，IMF现有决策机制的一系列缺陷也浮上水面。由于IMF贷款常常带有政治方面的附加条件，大国控制使许多发展中国家感受痛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议程的背后，更深层次的含义是改变长期由霸权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2008年9月，以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为标志，全球金融危机正式爆发，拖延已久的IMF改革终于进入各国首脑的议程。中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倡议在二十国集团华盛顿峰会召开之前，中国已经在2008年10月举行的第七届亚欧峰会上宣示了中国在基金组织改革上的立场。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实体，欧洲在危机中看到了限制美元、甚至结束美元霸权的机会。可是，拥有最多外汇储备的中国并没有“一边倒”地站在欧元国家的一边。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有保护自身外汇资产的利益诉求，因此不希望以急剧的方式结束美元的霸权地位。在2008年11月的G20华盛顿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指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该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在2009年4月举行的G20伦敦峰会上，胡锦涛主席提出了更为明确的改革方案：一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加强和改善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督；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