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困境——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之反思与批判近二十年来，主体和主体性成了我国哲学界使用频率极高的概念。与现代西方哲学竭力批判和解构主体概念相反，我国哲学界则是一片高扬主体之声。此种状况，耐人寻味。尽管人们以为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哲学概念，但哲学的基本概念却不是可以任意使用的空洞符号，而是浸透了种种历史内容和现实规定。在某种意义上，是概念决定了使用者的思想，而不是相反。这就是为什么海德格尔和别的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殚精竭虑地要通过改造乃至生造一些术语和概念来避免传统思想的束缚。既然主体和主体性概念起源于近代西方哲学，是近代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那么，批判地反思这两个概念在近代西方哲学中的兴衰和困难，对于今天的中国哲学界不为无益。一按照海德格尔的解释，笛卡尔的任务是“将人理解为自我确定的自律（Selbstgesetzgebung），以为形而上学奠定基础。”[1]笛卡尔及其后继者们将cogitatio（思）解释为将事物作为眼前的现象来把握。这种把握占有了存在者，将其置于完全的确定性中。给这种现象以无条件确定性的，是为它奠定基础的主观“立场”，即作为主体的自我（ego）的确定性。一切东西置于其上犹如置于一个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上。从那时开始，形而上学向其崩溃运动，即向一个时代运动，在这个时代中，自由的人的主体性扩张为意欲意志（WillezumWillen），要求完全支配世界。海德格尔对笛卡尔的这种诠释虽然有很高的启发意义，但并不完全令人满意。它只适用于笛卡尔的前两个沉思，却难以用于解释《沉思》进一步的发展，和在那里进行的存在论转折。笛卡尔发现，如果我清理自己的思想，向自己弄确实我的生存（Exsitenz），那么就会遇到一个特殊的概念，即无限。这是唯一一个不能从我自身而来的概念，因为它超出了我有限的主体性。我然后发现，并不只有我存在于世，还有他者，它的无限性包围着我，把我送进此在。这他者的概念显明自己是一切概念中最真实者，比我思的直觉更明证，更可靠，在我自身中比我自己来得更早。我思的真理是我被思。列维纳把笛卡尔这种理论向度的倒转称之为“存在论革命”。笛卡尔把这个无限的他者与存在神学（Ontotheologie）的上帝视为一体，它占有最高原理的位置，而曾经占有这个位置的自我，则被赶走了。我思在先只是表面上的，完全是一种暂时的在先，只是为了展开思路的需要。但现在要维持这种立场就难了，因为笛卡尔将现象的确定性建立在人主体的立场上。不求助于上帝的真实性，我思自我幽闭症式的明证本身仍是封闭的，无法确定世界的实在性。不仅如此，也许自我本身就不能给它自己的生存牢固地奠定基础。无疑，我自己在我思中的直观不能怀疑。我思，我在，这是确定无疑的。但笛卡尔进一步问道：无疑能“多久”？如果我作为自我只是思维的存在物，那么它的确定性与思维的意识是一样的，每当我说“我存在”，或在思想中领会这句句子，我思的真理就被确定了。[2]但我一停止思我，我就不再意识到我和我存在。问题在于，在笛卡尔看来，“我生命的时间”本质上是不连续的。因此，我绝对的确定性只是存在于瞬间的闪现中，转瞬即逝。我必须在后来的瞬间重新开始我的自我意识，[3]重新把握我的存在，越过虚无的断裂重新找到我。但是，如果我在每个瞬间又完全消失了，如果我在我已成碎片的时间延续中不能保持起码的自我同一性，自我固定性，我能认出自己，重新认同我吗？我闪现的断断续续的片刻决非我自己。实际上，笛卡尔的我思所缺的是人格（Personalitaet），即康德给这个术语定义的，“不同时间中我的同一性意识”。如果我无论是在我的过去，还是在我的将来都不能将我成就为我自己，我在现时现刻（它只有通过我的过去和将来才有意义）对自己的再把握也会受到损害。主体的即刻性意识是个矛盾的概念。一个如此破碎的、断断续续的我思的意识必然要求一个“外在真理的保证”。由于其缺陷，我思自己必须求助于上帝的担保。正是时间使自我的直接呈现产生了问题。我的时间的断裂性，它也是我有限性的标志，使我不能将我作为我存在的基础。不仅我在时间中的此在，如一切有限的实在一样，以一个由上帝的因果性而不断的重新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