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春秋战国的历史故事可以在当下取得人们这样的共鸣?也许我们早已经习惯了秦国雄视天下的强国姿态，习惯了秦王嬴政一统天下的丰功伟业。我们对秦的了解也多限于寥寥的“商鞅变法”、“焚书坑儒”、“孟姜女哭长城”等历史片断。但曾经有这么一个时代，秦国陷入四面楚歌之绝境，辎重耗尽，兵源匮乏，国力虚弱。而六国虎视眈眈，时刻准备分秦。当一心要富国强秦的年轻君主赢渠梁，遇上誓要一展抱负的法家士子商鞅，一幕改变秦国甚至影响中华文明发展进程的历史上演了。孝公张榜招贤士，商鞅入秦展雄才商鞅，本姓卫，因是卫国皇室之后，又称公孙鞅。后因变法有功被秦孝公封在“商”地，才被称为“商鞅”、“商君”。商鞅自幼研读法家刑名之学，学成之后，来到当时的强国魏国，试图大展雄才。魏国丞相公叔痤很赏识他，任命他为自己的家臣。但还没有来得及向魏惠王荐举商鞅，公叔痤就一病不起。这时，魏惠王来探病，问：你一旦过世，谁可以当丞相?公叔痤就说：“我的门客公孙鞅虽然年少，却是一个奇才，我死之后，大王可以让他担任丞相，魏国必然大治。”魏惠王听后不以为然，所以含糊其词。公叔痤看出魏惠王决不会重用商鞅，于是屏退左右说：“如果大王不用公孙鞅，就杀了他，不要让他被别国所用，以威胁魏国。”这大概算是战国时代的“人才观”——要么重用你，要么杀了你。魏王许诺而去，一出门就说：“公叔看来是病糊涂了，竟让我把国政委任给一个年轻小子，太荒谬了。”魏王走后，公叔痤招来商鞅，实情以告，劝他赶快逃命。商鞅胆识确实不寻常，他沉着地说：“大王不能听你之言重用我，又怎么会听你之言杀我呢?”事实证明，商鞅是正确的，魏惠王既不用他，也没有杀他——他根本没有把商鞅当成一个人物。此时，地处西部边陲的秦国，国势日衰，民生紧迫，士无斗志。刚刚继位、年仅21岁的秦孝公，面对咄咄逼人的六国，愤然说道：“诸侯卑秦，丑莫大焉”。他张榜招贤，“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强秦的决心溢于言表。壮志未酬的商鞅，终于见到了求贤若渴的秦孝公。第一次，商鞅对秦孝公大讲“帝道”，劝他要“顺天而成”，秦孝公几度瞌睡，责备景监竟推荐这样的“妄人”;五天后，商鞅又向孝公推销“王道”，类似儒家一派的治国理论，他依然不感兴趣。有了前两次的试探，商鞅第三次极力宣扬“霸道”，终于合了秦孝公急于富国强民的心意。---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殊不知，在中国变法谈何容易，因为祖宗之法不可变，变法就是跟列祖列宗过不去。于是孝公安排了世族代表甘龙、杜挚与商鞅当场辩论。商鞅面对责难，慷慨陈词：礼制、法度都是因时而定，政令要符合实际需要。要想富国强兵，就必须打破古人的条条框框。既然历史已经证明了，不法古的汤武能成就大业，而不改变礼法的夏商却灭亡了，那么变法也就没条件可讲了。在论辩中大获全胜的商鞅被任命为左庶长，一场壮怀激烈的变法就此展开。劓太傅动用酷刑，行新法秦国大治商鞅拿出了最现实又最速效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农战”二字，并以国家意志来强力推行手段之强硬、态度之坚决，亘古未见。司马迁将商鞅变法的内容概括为：“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具体如下废除井田制，准许买卖土地，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取消贵族特权，废除“刑不上大夫”;奖励军功，即使是奴隶也可以因军功恢复自由身，而贵族没有军功者不授爵位;厚赏重刑，建立连坐制度，对耕织、作战、告奸有功者施以厚赏，对那些私相斗殴者、不积极外战者、懒惰贫穷者、隐匿犯罪者加以重刑。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富国强兵、称霸天下。但如何让新法得以推行呢?为了表示变法的决心，商鞅“徙木立信”，用五十金来试探老百姓，也向老百姓传递了一个信号：推行新政，赏必重赏，罚必重罚，态度不容置疑。新法一经颁布，就遭到了保守派的顽固抵制，为了推行新法，商鞅不得不用血腥来树立威严。太子触犯新法后，因是国家储君，不能用刑，商鞅就让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代为受过，一个处以刖刑(砍脚)，一个处以黥刑(在脸上刻字涂墨)。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