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审判”的实证研究摘要：伴随我国经济社会信息化日益发展，社会转型期矛盾纠纷集中爆发，“互联网+”时代下，网购等纠纷不断，同时，立案登记制变革引发案件量激增。各地司法机关在着力贯彻''依法治国”的理念下,紧随"互联网+审判”的时代步伐，积极探索庭审新模式来缓解审判压力及更好的司法为民。微信庭审与电子商务庭审成为庭审模式变革的''带头兵”，以两种庭审模式优劣对比，挖掘传统庭审模式运行出现的困境,阐明“互联网+审判”庭审模式创新的基本路径，构建以遵循司法规律为主线，以便民服务为动力，以程序公正为基础的庭审模式探索。关键词：微信庭审；电子商务庭审；司法亲历性;司法救济成本；程序公正；诉讼成本；网络服务平台中图分类号：G2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573(2016)04-0060-04一、“互联网+审判”创新庭审模式对比(微信庭审模式微信庭审，简单说就是法官创建微信办案群，邀请各方原被告及相关诉讼参与人进入该群，法官借助微信群，以聊天方式进行审判的模式。微信庭审模式是“互联网+审判”影响下庭审模式创新的一次尝试。2015年12月17日，郑州市中院在全国首次试行“微信庭审询问”[1],对于庭审效果，社会各界褒贬不一。支持者认为提高审判效率，如半个多小时结束了传统庭审一天的工作量，节约了当事人诉讼成本，省去了多次往返法院的路程、时间、精力成本；质疑者，认为违背诉讼直接言辞原则，丧失了审判现场感、审判威严，法官、当事人及证人不能在法庭上直接接触，法官不能亲历当事人陈述辩论和证人证言，不利本次庭审模式改革重大原因是2015年5月1日起，立案登记制正式实施。该项制度实施后，郑州中院各类案件立案数量激增，行政案件增幅最大。2014年郑州中院一、二审行政诉讼案件979件，而2015年已达1790件，同比增长83%0案件量迅速增长与审判资源有限性的矛盾日益突出。群众对于办案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而案件复杂性不断加大。郑州中院主动尝试“微信庭审”应对现实司法现状问题的精神,值得点赞，但是“互联网+审判”思维应用美中不足。（二）电子商务网上庭审模式电子商务网上庭审主要是指法官以网络服务平台为依托，将电商平台留存的订单、聊天记录、物流信息、宝贝快照、借款合同等网络交易数据直接转化为证据采用，诉讼当事人在线陈述和辩解、质证，进行视频庭审的审理方式。2015年5月28日，浙江法院电子商务网上法庭第一案在杭州市余杭区法院开庭。［2］浙江作为全国电子商务企业集中地，2015年1-9月余杭区法院收案23885件，同比上升39.2%,仅涉网案件1229件，同比上升192.62%o同期，西湖区、滨江区法院收案14168件和6437件，同比增长15.14%和27.92%,电子商务纠纷也不断上升，跨地域性特点显著，浙江省高院将杭州市中院、滨江区法院、余杭区法院、西湖区法院作为电子商务网上法庭试点，审理网络支付纠纷、著作权纠纷、网上交易纠纷及其上诉案件。（三）两种庭审创新对比分析“微信庭审”和“电子商务网上法庭”均属于"互联网+审判”影响下法庭审理方式的创新，然而两种庭审模式创新效果差异显著。“微信庭审”创新败笔的原因大致如下：其一，违背司法“亲历性”规律，不符合诉讼直接言辞原则，背离司法改革牵住“牛鼻子”,而落实司法责任制关键是司法人员亲历、亲为，法官不能亲身经历案件审理全过程，对证据直接接触和审查，直接听取当事人陈述和辩解，不能对案件事实形成内心确认；其二，借助“微信庭审”审理行政案件缺乏法定程序，法律无明确授权和规定，有违程序正义，丧失法律支持，违背“依法治国”主题要求；其三，有损“法庭”威严，随意性大，法庭秩序不易维护，当事人参与庭审、退庭即拉人入群、退群随意化,当事人随意发言不易制止，古代升堂断案还喊“威武”敲“板子”，为营造法庭严肃性氛围，从侧面要求当事人客观陈述，否则承担法律责任；其四，微信庭审可操作性不强，证据真实性审核难度大，仅仅凭借当事人上传的照片认定证据真伪有违法庭调查证据认定的严谨性，如何控制庭审进程不好把握。而电子商务网上法庭审理受到追捧，大概有以下原因：其一，破解电子商务纠纷“跨地域性”特点难题，节约当事人诉讼成本。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