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民生概念生成逻辑的历史考察与当下审视摘要：改善民生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之间通过“利益”构筑了一种和谐互动、良性循环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改善民生有助于强化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另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为改善民生引领方向。从两者辩证关系的视角出发，对文化民生概念进行多维度透视，可以发现文化民生概念之所以产生于今天，是因为它同时具备了逻辑、历史与现实三大前提条件：民生概念本身的宽泛性特征为文化民生的产生提供了生发可能与生长空间；中国社会民生实践是一种从物质性民生向非物质性民生、从单一性民生向总体性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文化民生正是这种实践的历史结果与表现；彰显文化的民生追求，补足民生的文化短板，以及维护人民的文化安全。三者共同构成了文化民生产生的现实动因。关键词：文化；民生；利益；主流意识形态；认同：d0文献标识码：a：1008-7168（2012）06-0042-06近些年来，文化民生作为新兴语词逐渐成为政界、学界、理论界、舆论界等各界普遍关注与重点思考的对象。在这股“文化民生”热潮中，也存在着“冷然不均”的现象。大家对于“文化民生”的关注与探讨，大多集中于“如何建设文化民生？”的方法论层面。对于“文化民生是什么？”即概念的界定，大都表述为“文化民生是文化层面的国民生计”。而关于“为何要建设文化民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问题等同于“为何出现文化民生概念”——的探讨最为薄弱。后者事关前两者的效度与深度，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基础问题。“前提性问题解决不好，科学理论的基础就不牢固，就有被从根本上颠覆的可能。”[1]（p.1）因此，本文试从改善民生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辩证关系的视角，考察与发掘文化民生概念生成的历史逻辑与现实意蕴，以期彰显文化民生概念的学理价值与战略意义。一、改善民生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辩证关系“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2]（p.550）对此著名论断，有观点认为某阶级一旦成为统治阶级，其意识形态自然而然地上升为主流；只要统治地位不变，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就顺理成章、毫无悬念，而所谓“认同危机”、“认同威胁”亦自会化为“杞人忧天”、“庸人自扰”。这种理解过于乐观并略显机械，其偏颇之处在于将意识形态主流地位视作与生俱来、一劳永逸的静滞状态。其实，马克思所做的上述静态描述与历史抽象，并未掩盖意识形态主流地位背后的过程性特征，该特征体现为意识形态主流地位的应然性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实然性转化；主流地位的必然性与认同的现实性互动；统治阶级的思想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客观规律性与人民群众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观能动性的统一。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作为名词性术语对其决定力量——人民群众——的“隐藏设置”，并未“稀释”后者作为历史创造者对于主流意识形态所具有的能动作用。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就是人民群众认同主流意识形态，人民群众是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行为主体，主流意识形态是认同的行为客体。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包括认知认同、情感认同与行为认同三个阶段。根据影响认同的动力源划分，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表现为三种类型——价值认同、制度认同与利益认同。其中，在价值层面认同主流意识形态是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最高水平，起引领作用；制度认同是中间水平，是价值实现与利益整合的载体；最低水平是利益认同，处于基础与前提地位。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离不开价值认同、制度认同，但只有以利益认同为基础与前提，并最终受利益认同的支配，价值认同与制度认同才能真正发挥实效。关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经典表述：“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p.550）我们可做以下逻辑推演：彻底的理论才能说服人（获得认同）；抓住事物根本的理论才能获得认同；抓住人的根本的理论才能获得认同；抓住人本身的理论才能获得认同；理论要获得认同，必须抓住人本身。从中我们获得三点启示：第一，人民群众是理论认同的主体；第二，理论若要获得主体认同，必须抓住“人本身”；第三，“人本身”即人自身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