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游民意识的影响是全民性的访谈嘉宾：王学泰，1942年12月生于北京，汉族。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著名中国游民与流民文化问题研究专家。退休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著有《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燕谭集》、《多梦楼随笔》、《偷闲杂说》、《水浒与江湖》、《重读江湖》、《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中国饮食文化史》等。主持人：邵思思对社会影响最大的还是游民主持人：今天做客演播室的是王学泰老师。我们聊的话题是“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您曾提过三类脱序人群：游士、游侠、游民，这三者的区别在哪里？王学泰：游士产生得比较早，春秋战国以前，中国贵族阶层是分等级的，基本分为四等，第一等是周天子，第二等是诸侯，第三等是卿大夫，第四等是士。在贵族社会中，这些阶层都是固定的。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由于士的数量比较多，又处于贵族阶层的最底部，国家或被消灭，或被兼并，使得这批人成为游士，在各国之间流动。春秋时代，游士的数量还不算太多。战国时代，原来的一二百个小诸侯国，变成十几个，最后变成了七个。这时候的游士是指脱离了原来贵族秩序的士。至于游侠，它的产生跟“礼崩乐坏”也有关系。单个的游士，当他跟别人一抱团，就变成了侠。原来没有单立人的“侠”字，就是“夹”，一个大人夹着两个小人。游侠就是指这些能抱团的、能招呼人的人。司马迁的《游侠列传》中，所列的游侠主要指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等，认为这些人是游侠。后人很难理解，这些人是高等级的贵族，他怎么成了侠呢？实际上，司马迁是从游侠的原始意义来看这个问题的。因为这些人都有追随自己的人。孟尝君、信陵君等人养客，多的一千多人，少的好几百人，他们手下有无数贤者，既有文人，也有武士。他们就成为了游侠。有人认为游侠必须是武功高强的，的确，在战国时代，社会生存的法则是丛林法则，一个集团要生存，必须具备一定的武力。所以游士本身既能文，也能武。由于这些游侠有人追随，必然要跟主流社会有所冲突的。因此，最早的“侠”是带有反主流社会的色彩。司马迁谈到“侠”的时候，提到四点，即有人追随；对于主流价值的不认同；能帮助人；注重然诺，比如信陵君窃符救赵，当时赵国被秦国侵略，都城危机，平原君责备信陵君不去援救。可是魏国国王害怕秦国，不愿意救赵。作为魏王之弟信陵君处在两难之中，救赵，他手中没有军队，只有几百门客；不救赵，则失去游侠的英名。后来信陵君用侯赢之计，窃符救赵，实践了侠客的许诺。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特别指明，游侠一定是能够帮助有困难的人，不是那些结成团伙欺侮普通百姓的人。游侠只存在于贵族社会解体之后，而集权社会还没有形成之前的过渡阶段。在高度集权的国家，游侠是不可能存在的。集权社会的社会结构自上而下的垂直统治，而侠是一种带有自发性质的横向结合，它的存在就是集权社会的解构力量。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做了很多打压游侠的工作。但是，那些游侠仍然潜伏在社会底层。社会一动乱，这些侠马上就起来了。陈涉吴广只是首先发难的人，真正把秦始皇灭了的，是各国的贵族，还有游侠，《史记》中描写的汉初人物，许多是有游侠身份的，张良、韩信、陈平，他们最大的兴趣就是交朋友，即横向结合。专制社会力求权力集中在高端，游侠从组织方式到行为目的都是反集权的，自然为皇权专制所不容。例如汉武帝时把富豪迁至首都附近的茂陵以便监督管理，游侠郭解名气很大，个人财产并没多少，不符合“豪富”的条件，当地官吏怕上面责怪也把他列入迁徙名册。大将军卫青向汉武帝为他说情“郭解家贫不中徙”武帝说“他一介布衣有大将军为他说情，他必定不贫。”从汉武帝的口气中可见，他对游侠人脉的厌恶。汉武帝掌权时，把游侠基本都消灭了。《汉书》中虽然有《游侠传》，但除了抄《史记》中的一些人物外，汉代的游侠只是依附权贵的政客而已，没有为朋友两肋插刀，也没有帮助社会上的弱者。正如司马迁在《报少卿书》的时候讲的，有了苦难才想到朋友的可贵，可是当时已经没有重义轻生有侠风的朋友了。中国有两个游侠时代，一个是秦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