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文化源自孔子的政治理想，孔子的政治理想源自周朝的礼乐制度，周朝的礼乐制度不单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一种文化，是一套以明确的民本理念为指导思想的政治制度，它不是周人在武王灭纣之后建成的，而是有一个漫长地积累发展过程，从古公亶父设立五官制开始，经季历、西伯姬昌、武王姬发、周公姬旦、周成王，大约在周成王前后在吸收殷商制度的基础上定型。礼乐制度更深远的影响不是在周朝，而是在它作为政治制度消亡的过程中，孕育出了影响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发展变异又可以大致分作几个阶段，从孔子始到孟子、荀子止算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基本秉承周人寓于礼乐制度中的真义，孔子与他的承继者们力图在现实中复制这套已经破损得千疮百孔的制度，但是失败了。礼乐制度的信徒的这种努力在汉朝之初还可以看到影子，叔孙通回曲阜招人为刘邦制订礼乐，有俩个儒生拒绝了叔孙通的邀请，说：天下刚刚安定，死了的人还暴露在野外，受伤的人还躺在床上，现在又要兴礼乐，礼乐这种东西需要帝王百年的德行为基础才可以兴起，--你走吧。这个故事说明了两件事情：1，礼乐制度的重心是德，所谓的德就是让治下的人们能安定的生活。2，礼乐与亭台楼榭一样是奢靡的事情。自孟子荀子之后到叔孙通，是儒家弟子们最不得意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法家文化作为儒家文化的一个旁支，脱离于儒家文化而独成一家，灿烂于世，成就了秦国的霸业，秦始皇统一中国是法家的功劳。秦朝二世而亡，被认为是峻法苛政的结果，法家也因此被后人所诟病。之后儒家、法家互相融合形成了新的儒家文化，但儒家从来没有放弃对法家的攻击，“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反映的就是这么一种现实。“君非叔孙通，与我本殊伦”，叔孙通之前的儒生们秉持孔子的主张，坚持以社会套制度，整车出售，不卖零件，很有点削足适履的意思。无论孔子还是孟子，都不肯在原则上做半点让步，他们的这种作风养成了后来一大批迂腐的儒者。而叔孙通则不然，他更像一个小贩，儒家的政治主张对他而言则是零件仓库，只要卖主的价钱公道，什么都可以拆下来卖掉。“足著远游屐，首戴方山巾。缓步从直道，未行先起尘。”那些真正信奉礼义制度，秉持孔孟主张的人，成了急于出仕的李白笔下嘲讽的对象。跟着叔孙通的儒生都发达了，大家称叔孙通做圣人。对更多的人来讲，学儒学是为了混碗饭吃，能过得比别人好些，何必那么认真呢？关注楼主收藏转发至天涯微博作者：千回百转DTX回复日期：2010-11-1109:42:15犬儒当道，儒儒儒，儒TMGB。作者：狼心苍苍回复日期：2010-11-1119:19:502、到董仲舒则成了另外一种景象，他把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张简化，提出了三纲五常的政治道德主张，这是对礼义制度赖以形成的民本思想的大背叛。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表述的是他的执政主张，简单地说就是“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君臣父子之间是双向的关系，是双重约束，不但约束臣，更约束君，君的所为要符合规矩制度，董仲舒则简化成了臣对君的绝对服从。这种简化把原来双向的权利责任义务单向化，经过若干岁月的演化，儒家的政治主张在文化了之后，终于成为了一种权力者的御用工具，而其核心的民本思想则被涂抹地面目全非。孟子曾用他自己独有的预言诠释了孔子这句话的另一面：“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董仲舒的主张非常符合汉武帝的需要，汉武帝处于中国历史上思想政治的一个转型期，在他执政的阶段，权力更加集中，诸侯国的权力被剥夺殆尽，频用民力，穷兵黩武，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一种理论支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掌权者谁也不不敢也不愿再来反对儒家，中国的帝制延续两千余年一直进化不出更为先进的文化，在儒家的泥潭里挣扎，董仲舒功不可没。唐时的韩愈力挺儒家文化，反杨、墨，非道、佛，一见当时政治之乱，二见当时思想之乱。二者互相映照。到了宋朝，儒家文化已经有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大效用。至程朱理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灭人欲如果仅是控制过度膨胀地私欲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但这句话后来成了抹杀人性的理论依据。儒家自孔子始就强调克己，孔子的克己有一个明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