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社会之变与回族先民的发展摘要：唐宋时期因经商等原因留居中国的穆斯林“番客”被认为是中国回族的先民。宋代穆斯林番客在华贸易较前代更为兴盛，回族先民也获得更大发展。本文依据文献资料，从体制之变、民生之异及风俗之移等方面，阐述两宋时期特殊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对回族先民发展的促进作用。关键词：宋代；社会之变；回族先民；发展：K244文献标识码：A：1002－0586(2011)03－0059－05唐宋时期，随着中外经济文化交往的日益频繁，来华的外国商贾也随之增多，这时中国出现了数以万计的“番商”“番客”“胡贾”，其中以阿拉伯或波斯人居多。这些番商、番客由于经商等原因，有的在中国娶妻生子，留居中国，他们便被认为是回族的先民。番客群体是当时中国社会之特殊群体，因为其不仅保持着“治外法权”的身份差异，而且具有区别于中华的特殊文化风俗。宋代的回族先民，虽未能完全被称为中华之国民，却成为影响宋朝政府财政收入、享受较高政治礼遇、与普通民众联系较密切的异质群体。与前代相比，宋代穆斯林番客在华贸易更为兴盛，回族先民也获得更大发展。一、宋代番客较前代之发展比之前代，宋代番客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联系，不论广度和深度方面都有了新的进展。首先从番客活动地区看，宋代以前，由于经商需要，番客们主要活动于我国都城及沿海港口城市。但到宋代，番客的活动地区则更加广阔，数量也明显增加，这可从泉州、杭州等地出现的较为集中的回回坟地作为佐证。有宋一代，穆斯林番客与宋、辽、西夏等国保持着频繁的入贡和商业关系，并广泛活动于北方各城市。在南方，番客仍然活跃于广州、泉州等沿海港口城市，杭州等地也成为穆斯林商人云集的新兴港口，即使边远的海南岛，也因地处番客东来的海上要塞，吸引了占城等国穆斯林商人的侨居。其次，穆斯林番客与我国人民的社会生活联系加强，国人对其逐渐加深了解。宋时出现“五世番客”“土生番客”等称谓，《粤海关志》卷2引《宋会要》云：“政和四年(1114年)五月十八日诏，诸国蕃客，到中国居住，已经五世，其财产依海行无合承分人及不经遗属者并依户绝法，仍入市舶司拘管。”穆斯林番客携妻子来华经商的情况确实存在，但由于路途遥远及诸多不便，当时番汉通婚现象较为普遍。从血缘上看，在祖国大地上繁衍生息的土生番客早已是中国人，其中不乏穆斯林仕宋，并被委以重任者。南宋末年，泉州回回富商蒲寿庚因击退海寇有功，遂为泉州提举市舶，管理泉州港之贸易，后成为左右宋元东南沿海战局之关键人物。宋代，回族先民的“华化”趋势加速，诗人、画家、医学家、科技家辈出。番客以“景慕中区”的心情学习汉文化，宋廷及汉族官员也很重视番客的汉文化学习，并于北宋末年在广州、泉州一带为番客子弟设学校，称为“番学”。随着在华番客人数的增加及活动范围的扩大，国人对其了解逐步加深，岳珂《?H史》、朱或《萍洲可谈》等都对在华穆斯林番客的日常生活进行了详尽描述，其中虽不免误读之处，但可窥见番汉交往频繁，社会生活联系加强。宋时回族先民的发展，不仅源于前代番客贸易良好发展的延续，更是由于宋代较前代在社会状况上的巨大变化，创造了有利于穆斯林番客发展的客观条件。穆斯林番客作为伊斯兰文化的载体，以群体性的迁移行为，实现了伊斯兰文化向中国的传播。而异文化的根植及族群的形成与发展，除依赖于自身积极发展的主动性外，还取决于是否出现有利于其发展的客观文化环境，即接收一方的开放性及与舶来文化的相容性。宋朝在体制、民生、风俗上的新变化恰恰提供了更适宜于回族先民发展之土壤。二、体制之变与招徕市舶北宋政权建立后，为吸取前朝番镇割据的历史教训，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在中央，分割宰相权力，设“参知政事”为副相，设枢密使和三司以分割宰相的军权和财权；在地方，削减州郡一级长官的权力，设通判使其与长官互相牵制；在军队，实行“更戍法”，防止将领与兵士相结合，将全国军队分为禁兵、厢兵、乡兵、番兵四种，并实行募兵制度。由于一系列的制度改革使宋朝出现冗官、冗兵、冗费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状况。北宋太祖、太宗年间三冗问题未显突出，然“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