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欲望中国到智慧中国(1)不管人们是否承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其实是生活在一个想像的世界之中。这种想像有时是全球式的。现代的传播方式的发达，使得一个也许是极小或者极偶然的事件可以迅速地以相同的面目传达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让人们觉得这个事件是世界性的，并因此而改变世界。关于恐怖主义的想像就是很典型的注解。“9·11”也许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它的普遍性肯定是被夸张了的。“9·11”以后，在我们的传播媒体中，关于飞机失事、汽车爆炸、火车出轨等大大小小的灾难性事件的报道明显增加，而且大都与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即使是非常明确的技术性故障，也要加一句“与恐怖主义组织无关”、“还没有哪个国际恐怖组织宣称对此负责”之类多余的注解，大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由是，一个充满恐怖主义威胁的世界被想像了出来。也许“9·11”之前与“9·11”之后，世界还是那个世界。如果有什么改变的话，也更多地是由这种想像而引发的。在现代社会，尽管全球化的呼声多么地喧噪，关于全球的想像也不绝于耳目，但民族国家想像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并发挥着显著的作用。这是因为国家仍然是当今世界现代化的重要的组织单位。当代民族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人物盖尔纳、霍布斯鲍姆、安德森等反复强调，民族国家产生于现代化的发源地——西欧，它是一个现代性概念，它同现代性历史阶段有一种“结构性的共生关系”。盖尔纳在他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说得更加明白：“在后农业社会的工业时代，同样没有选择的可能；这时，国家的存在，而不是不存在，是不可避免的。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起初并没有国家，后来，一些社会有了国家，最后，所有的社会都有了国家。”而民族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是想像的结果，沃特森说：“当一个共同体为数众多的一群人认为他们自己形成了一个民族，或者表现得仿佛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民族的时候，一个民族就存在了。”安德森干脆把民族国家定义为想像共同体，他甚至说“它是想像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连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这个相互连结的意象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建立起来。艾勒克·博埃默在分析大英帝国的想像时认为，它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文本使自己得以再现的，它“通过一系列的文字——政治论文、日记、法案和诏令、公文、地名字典、传教士报告、笔记、备忘录、流行诗歌、政府简报、殖民者与家里的往来信件等，来得到构想并维持这样的构想。”（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在民族国家想像中，文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学因为其语言、形象、乃至文化精神总是与特定的民族国家相联系而成为民族国家的符号，特别是当文学能够以大量印刷出版进而能够改编成电视电影广泛传播的时候，其想像功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发挥。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中国文学在民族国家想像方面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历程。上个世纪之初，梁启超就以一篇《少年中国说》开始了现代中国的想像，他希望用少年中国来替代老大帝国的国家形象，沿着这一想像，“五四”文学始终充满着青春的躁动，新鲜的白话文体、饱满的激情、年轻的进取的主人公形象等共同完成了关于青春中国的想像，郭沫若的《女神》中的“天狗”就是那个时代的形象代言者之一。20世纪50至70年代的中国文学，更是在政治的干预下，完成了对于“伟大”的新中国的想像，带有强健色彩的语言词汇和语言节奏，特别是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的塑造，成为这种想像的关键。20世纪80年代在今天被称作是浪漫的年代，这种浪漫的标志之一便是文学在80年代的繁荣。更为深入一点，便是80年代文学既充满激情又饱含思考。说80年代文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状的中国---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形象也许并不为过，反思正是当年文学的重要主题，无论是伤痕、改革，还是朦胧、寻根，都离不开反思，包括对政治的反省、人性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