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现代性浪潮的实质：诗性的失落、抗争、异化与重生——《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与《政治哲人施特劳斯》的比较阅读一：导论稍许接触过现代西方哲学的人都会发现，整个现代西方哲学是围绕着批判、反思、检讨“现代性”与“现代性”的自我辩护而展开的。以牛顿的苹果为武器的近代启蒙运动，打破了神学的迷信，把人的思想从神学中解放出来，但神学之中蕴含的神圣性、道德价值、诗性也随之失落。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并不是想方设法去填补这一精神世界的空隙，而是否定这个空隙的存在，却终于引来了更强烈的反弹——这个实存的精神空隙由于民众的精神饥渴而变得异常强大，从精神文化领域入侵到社会领域、政治领域（当然，这同时也是政治革命扩大化为社会革命、精神文化革命的过程），本是追求人人道德的诗意世界，却因为走向了狂热和极端，“你不道德，我就强迫你道德”，“不道德者”的血水染红了塞纳河，诗性终于异化为魔性。法国本为欧洲乃至世界最为诗意的国家之一，干瘪瘪的牛顿式自然科学理性、洛克伏尔泰式经验理性的面包不涂上人文诗意的奶酪，法国人咽不下去。法国大革命失败后，这份宗教气息浓厚的道德遗产不甘心死去，而是穿上新衣服，取了新名字：意识形态。德国的共产主义幽灵、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朝鲜的幻想，无不是一种建立在“神圣性”基础之上的对虚无的抗拒，但因为缺乏了“庸俗但平稳”的自然科学思维的平衡，最终无不走向了文人式狂热。诗性的异化一次又一次“广场式”上演。施特劳斯对此的反思是：整个现代西方政治已经走入了不断知性化、不断批判、不断抗争的“歧途”，应当返回到苏格拉底的温良政治，返回“常识”。施特劳斯似乎是希望以温良政治取代狂热政治，把浪漫而不受控制的诗性限定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防止其失控，但这里吊诡的是：不断批判、不断抗争所指向的正是道德政治批判“知性化”的政治，难道批判者和被批判者两方都是“歧途”？施特劳斯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这也正是施派哲学的精彩之处：他一方面不满现代政治在纯知性思维的主导下变得日益平庸和单调，另一方面又对文人式诗化政治哲学抱有十足的警惕，试图在平庸与狂热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即苏格拉底式的温良政治，从而使得狂热诗性在放弃了自己的灵魂后得以在知性的政治平台上寄放自己的躯壳，实现知性与诗性的和谐，走向诗性的重生。二：我理解的“诗性”西方现代哲学对“现代性”的反思是全方位的，反思阵营包括叔本华、尼采的意志主义，帕格森的生命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萨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弗洛伊德心理学，福柯的结构主义，伽达默尔的阐释学、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等等；反思进路包括重新唤醒被知性遮蔽的德性、让被经验抛弃的先验通过与经验相化合从而共建历史、在大众主义思潮泛滥时重提精英主义、在现代性建构的坚实土壤上以解构的批判姿态拱松土壤等等。蔚为壮观的现代性反思，内容庞杂博大，试图用某个单一概念来统摄是不可能的，我把现代性反思理解为“诗性”对“知性”的反思，也纯粹是从个人偏好出发的一点心得。因为整个现代性反思之根本就在于“神圣世界的失落”引发了知识分子的不安，从而以各种言路试图让前现代社会的神圣世界以一种能为现代人接受的形态进入到现代社会，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饥渴。这个神圣世界，在西方表现为宗教信仰，在中国表现为儒家道德，西方由神而人，中国由人而神，其根本则同一，都是一种神圣化了的因而也是“诗化”的境界。三、诗性之失落与抗争基督教是中世纪欧洲人的精神支柱，然而这根柱子被牛顿的苹果砸得摇摇欲坠，洛克的经验主义哲学则推波助澜，进一步削弱神性。伏尔泰接受了英国的经验哲学，与百科全书学派一道在法国力倡启蒙，成为欧洲当时的主流思想。伏尔泰是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但他本可以更伟大一些：如果他能在以自然科学和经验哲学为武器开启民智的时候，认识到“知性”和“物质财富”并不是个人和社会的唯一需求，在追求“知性”的同时也注重填补上帝隐去后的精神空白，那么或许日后“知性”与“诗性”之争，就不会以如此你死我活的斗争形态出现。伏尔泰和百科全书学派藐视道德、排斥卢梭的时候，一定不会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