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马克思恩格斯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诞生与发展韩新源【摘要】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整体学说中的重要部分，在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理论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以资本批判为中心的理论线索共同推进、互为支撑、内在统一。同时，其自身所具备的价值内涵足以被独立把握为专门的公共理论，同马克思恩格斯整体学说一样以“巨大的历史感”为基础，继承并超越了西方传统国家社会学说，同时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历程的发展中不断加以推进，最终呈现为三个阶段的理论形态。【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历史基础;发展阶段A81A1001-0475（2019）08-0076-05马克思恩格斯（以下简称马恩）整个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构建起始于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研究批判，即起始于国家社会关系问题，虽然在后续的理论发展中，马恩发展出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公共领域问题的现实基础，但该领域自身的独立性以及马恩对此的研究论述，依然需要我们对此给予专门的探究与关注，进而超越庸俗的“经济还原论”，使马恩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能够针对当代公共领域危机展开论述，发挥其应有的重要意义。一、马恩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历史条件与观念基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始终伴随着对西方思想传统的继承、批判与超越，直到黑格尔法哲学问世，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才首次被上升到矛盾的高度，才被理解为“公共领域存在根本矛盾”。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才能够超越黑格尔对该矛盾的抽象阐述，探求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真实关系。一般认为，具备专门原则与国家相区别的市民社会，大约诞生于14世纪，在市民阶层对抗地方领主和封建势力，谋求统一市场的过程中，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及其现实力量曾一度站在“绝对国家”的旗帜之下，以布丹、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思想为鲜明代表，但这些划时代的理论中已经埋藏了市民社会至高无上的潜在观念，国家合法性立身其上的契约精神和个体原则随时都能从“釜底”抽身而出，反客为主地宣告自身的至高无上，自此直至马克思思考国家社会关系问题的时代，欧洲思想史为其提供了截然对立而又深刻交缠的双面素材。（一）国家源于市民社會，市民社会先于国家随着科学技术和近代工业的共同进步，市场的开拓和分工的细化不断相互促进，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实现了空前的繁荣发展，自由竞争和平等交换的原则在以市场机制为中心的市民社会领域牢固树立起来。同时，伴随着启蒙运动对一系列或神圣或世俗之权威的祛魅，以及对主体原则和个人理性的推崇，自由主义思想作为市民社会的灵魂觉醒过来，在宣告“人”至高无上的同时，通过“自然”和“神圣”的观念交织，将作为历史产物的市民社会包装为人的本然状态推向价值链的顶端。1.在政治学说方面，限制国家的理论原因和现实机制成为时代主题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以约翰·洛克为代表，以天赋人权为根本依据发展了社会契约理论，他将霍布斯“人对人是狼”的自然状态改写为“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洛克认为自然状态的混乱失序仅仅是因为裁判者的缺失，为此人们让渡自己的部分自然权利组成政治社会并交付于“社会的”立法机关，再行按照一致同意的原则“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统治者和政府形式”。[1]这种将代表人民意志的立法机关归于社会并凌驾于政府之上的政治学说，充分体现了社会先于国家的价值理念。继洛克之后，孟德斯鸠沿着社会钳制国家的理念深入阐发，以分权制衡为核心提供了限制国家权力保护社会利益的机制。这种价值理念发展到潘恩那里达到了极致。之前的自由主义学说主要认为，国家是从社会的需要里诞生而为社会服务的机制，作为手段形式应当受到社会的把持和制约。但潘恩从根本上将国家和社会的起源、目的与性质作了彻底的划分，他认为社会起源于人们对幸福的共同追求，而政府因人们的邪恶而产生;社会的目的在于使人们凝聚起来，以积极的方式增进幸福，而国家的目的只是制止人的罪行，消极地增进幸福;因而这两个领域在性质上截然相反，社会总是自由可亲的，而政府“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在其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为不可容忍的祸害。”[2]2.在经济学说方面，万能市场用“看不见的手”为市民社会再度施魅如果自由主义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