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孙中山的革命学说关于儒学与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关系,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从构建孔、孙道统论出发,力图把孙中山儒家化,把三民主义儒学化,认为孙中山思想是中国孔、孟道德的复活;另一种观点则相反,断然否定孙中山革命思想曾受儒学影响,强调二者在本质上的不同。实际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与传统儒学有质的差别,但又明显受到儒学思想的影响,且有形式各异的表现,而孙中山处理和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方法也有值得借鉴之处。一、华夏中心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孙中山领导革命首先揭橥的战斗旗帜。其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经历了由传统的华夏中心主义发轫,到逐渐扬弃儒家文化中的消极成分,吸收西方民族理论精华而上升为现代性民族主义理论的转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儒学在构筑其民族性方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孙中山前期的民族主义思想中,排满是一项重要内容。兴中会和同盟会的纲领,首句便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华)”。在他主持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也曾概括说:“辛亥以前,满洲以一民族宰制于上,而列强之帝国主义复从而包围之,故当时民族主义之运动,其作用在脱离满洲之宰制政策与列强之瓜分政策。”排满思想根深渊远,源于儒家思想中的华夷之辨。与章太炎相比,孙中山所受传统儒学的熏染虽少一些,但儒学对其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则不容忽视。孙中山在复翟理斯的信函中写道:“生于晚世,目不得睹尧舜之风、先王之化,心伤鞑虏苛残、生民憔悴,遂甘赴汤火,不让当仁,纠合英雄,建旗倡义。拟驱除残贼,再造中华,以复三代之规,而步泰西之法。”1904年,他在为刘成禺《太平天国战史》所作序文中,对比朱元璋、洪秀全的事迹,即把朱成洪败的原因归诸华夷大防,并指责“罗、曾、左、郭号称学者,终不明春秋大义,日陷于以汉攻汉之策,太平天国遂底于亡。”可以说,《春秋》以来夷夏大防等历史记忆是激起孙中山早年革命斗志、燃起民族主义火焰的重要思想因素之一。但“排满”仅是民族主义的一个方面,面对处于强势的西方民族,从文化上判华夷的高下优劣则不具多少说服力,华夏中心主义不适于解释中西方民族文化的不同。这就有一个如何实现传统民族主义向现代转化的问题。抛弃华夏中心主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存在民族虚无的可能。如果能在传统民族主义观念上书写现代性,则既可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张,又不损民族主义旗帜的连续性和号召力。就笔者所见,学界在论述文化民族主义时,鲜有论者把孙中山列入其中。实际上,孙中山正是在华夏中心主义的基础上构建起现代文化民族主义的大厦。1919年孙中山所撰《三民主义》一文,反映了他思想的新变化,其中论及民族主义时说道:夫汉族光复,满洲倾覆,不过只达到民族主义之一消极目的而已,从此当努力猛进,以达民族主义之积极目的也。积极目的为何?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斯为积极之目的也。五族云乎哉。夫以世界最古、最大、最富于同化力之民族,加以世界之新主义,而为积极之行动,以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吾决不久必能驾美迭欧而为世界之冠,此固理有当然,势所必至也。这里,民族主义已有了新的内涵。一是他注意到过去“排满”思想中大汉族主义的狭隘性,运用了“中华民族”这一全新的范畴。二是把过去汉族对于周边少数民族的优越性转化为立于世界之林的中华民族对于未来的自信心。《中国革命史》(1923年)是孙中山对37年革命生涯的自我总结,文中对其民族主义思想的渊源与宗旨有精辟概括: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对于满洲,不以复仇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此为以民族主义对国内之诸民族也。对于世界诸民族,务保持吾民族之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驯致于大同,此为以民族主义对世界之诸民族也。具体说来,孙中山是如何发扬光大固有的儒家文化,以建构其民族主义学说的呢?他在1924年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的演讲中,运用传统的思想资源,对此作了翔实的回答。首先,孙中山把民族主义定义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