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造物”到“设计”黄晴晴摘要：20世纪60年代，托马斯·库恩在科学界提出范式理论，将其发展史看作是范式转移的历史，认为每一次已定范式的危机和弱化将引起范式的转移，新的理论标志着新范式的确立。设计这一创造活动也遵循着自身特定范式，有着特定的观察问题的方法和解决问题的手段。由“造物”向“设计”转变过程中，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现实，传统稳定的范式不能再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中国设计范式发生转移。关键词：现代设计;设计范式;范式转向：J524文献标识码：A：2096-0905（2020）27-00-02一、中国造物的传统范式（一）技艺相通的工艺性“造物”概念是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构建起来的，传统的中国设计范式始终离不开“物”，由于受到生产技术水平的限制，“物”的价值侧重于匠人的手工技艺是否精湛，在形式上对于装饰性更有考究，“物”的样式则依赖于匠人的想象力和主观审美情趣，因此艺术价值和欣赏性更高。造物设计的工艺性不仅体现在工艺技法的展现，还包涵设计巧思。古时景德镇依据物理学上的虹吸原理设计制作的公道杯，器如其名，盛酒时只能浅平，不可以太满，当杯中的酒超过杯子九分高度时，就会漫过虹吸管的上端流入杯座，直到流空。中国造物设计追求技艺的精益求精，讲究器物功能，整个造物过程对材料、工艺以及形式的重视表现强烈。[1]（二）严苛的礼制性和等级观念当人类发展到社会性聚居的发达阶段，等级的划分不可避免。儒家的礼制文化对中国传统造物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造物活动受制于传统的伦理意识，“礼”指规范、制度，即古代设计形成以及其存在的政治因素和文化背景。传统手工艺所制造出来的物具有象征性，重视所造之物在伦理道德上的感化作用，通常含有特定的寓意。等级观念主要体现在所造物品的数量、色彩、装饰、材质上。数量上主要表现为量的多少以及尺度的大小，《唐六典》（卷23佐校署）记载：“凡宫室之制，自天子至于士庶，各有等差。”器皿的数量、建筑的规模和使用者的身份和地位是成正比的。色彩的选择上要按照身份的高低进行选择，并建立了严格的五色制度，即青、赤、白、黑、黄五色。以“礼”出发，以“五色”为正色其他为间色，赋予色彩贵贱尊卑等级的象征意义，在使用上严禁混淆颠倒。《管子·君臣下》中记载：“旌之以衣服。”表明用服饰的颜色来标明阶级身份，建筑中的装饰和彩画也严格遵循等级制度。装饰上主要以标志性的纹样来区分，在满足和周边自然环境协调统一的情况下按照所规定的制度装饰建筑。所谓“物以稀为贵”，稀有的原料抑或新材料往往多为上层提供使用。（三）建立在哲学观上的造物思想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影响着古代的造物活动，甚至规范着所造之物的形制。儒、道、释三大宗教的理论体系对传统的造物设计的思想渗透，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中和为美，强调“适宜”二字，要求功能与形式的有机统一，讲究造物尺度。明式家具作为中国古代家具史上的一个高峰，在确保使用功能的前提下，选材细致、造型简洁、装饰适度，给人以视觉上的舒适。“重己抑物”是荀子提出的，阐明了“致用利人”的观念，主张器物的核心价值是使用功能，要让器物服务与人。“器近乎道”，中华元文化应该是“道器并重”，这里所说的“道”是万事万物运行的规律、道义、谋略，“器”是器物、手段、技术，二者在造物设计中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2]二、中国现代设计的本土转化动因（一）寻找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平衡20世纪初，来自西方的新材料、新科技比起中国传统的確实有很大的优点，如现代建筑营造更大的使用空间，满足更多的功能需求，但设计的目的是人，民族的一些共性便是普遍性，每个时代的设计形态都和当下的生活方式有关，因此单从时代角度讲述民族文化不免显得有些狭隘。当今的中国传统艺术设计更多的转向纯粹的装饰艺术品，各领域的设计师致力于寻找中国元素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形成自身设计风格。而设计师所追求的民族元素如果不经过重组和改造就难以符合现代设计的规则以及现代人的审美法则，但一旦进行改造则必然会失去其民族性的一些特征。因此，如何取舍、寻找二者之间的平衡点就格外重要。[3]（二）非物质社会驱动重新审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