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原名《我的生涯》，记述了萧军从1907年出生至1917年离开故乡这十年的生活经历，是作者唯一一部正式自传作品。该作品最早从1947年5月到1948年7月连载于《文化报》，1982年黑龙江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我的童年》作为中国现代自传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并未得到研究者的关注。已有的研究中国现代自传的著述都未提及该作品。与《沫若自传》为代表的中国现代自传经典作品不同，《我的童年》依照个人的自由意志和价值意愿来整饰自我的生命体验。本文拟从叙述伦理切入，研究该作品的叙述特征。叙事伦理学“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也不制造关于生命感觉的理则，而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因此，“叙事伦理学是更高的、切合个体人身的伦理学。”中国现代自传的出现与个人的发现、个性意识的觉醒有密切的关联。作者在自我的个体叙事中传达出对社会人生的理解，这种人心秩序的传达正是叙事伦理的基本内涵。自传是一种纯粹的个人写作，但是作者作为社会中的一份子，在写作中总会与社会话语相呼应。中国现代自传兴盛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时五四时期的人文主义观念与话语和“阶级的人”的观念与话语并存，与此相对应的是，自传文本中呈现出启蒙话语与救亡话语相交织。作家们通过写作自传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进行自我反省，并期望通过自赎可以赎众。自传中书写的人生经历都有历史事件的投影，他们通过对自我人生经历的梳理，审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反思个人和民族的命运。郁达夫和郭沫若都刻意将自己的出生和当时的重大社会事件联系起来，使历史成为自传中的关键词。如郁达夫在自传的第一章《我的出生》中就写道:“光绪的二十二年(西历一八九六)丙申，是中国正和日本战败后的第三年，朝廷日日在那里下罪已诏，办官书局，修铁路，讲时务，和各国缔订条约。东方的睡狮，受了这当头的一棒，似乎要醒传来了，可是在酣梦的中间，消化不良的内脏，早经发生了腐溃，任你是如何的国手，也有点儿不容易下药的征兆，却久已流布在上下各地的施设之中。败战后的国民——尤其是初出生的小国民，当然是畸形，是有恐怖症，是神经质的。”郭沫若也明确提出，自己写作自传的动机是“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因此，他们在叙述自己的童年经历时，将个人的遭遇与国家民族的灾难融为一体，呈现自己童年时代的社会生活图景。在这些自传中，叙事看起来是围绕个人，实际上民族、国家和个人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他们言说的是反传统群体的使命感，以叙事来规范和动员个人的生命感觉。按照刘小枫的分类，这应该属于人民伦理的大叙事。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及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次年的公开发表，是解放区文艺运动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政治革命化的主题提炼、“工农兵”化的题材选择、阶级化的作家切入生活视角成了解放区的文学规范。一部分在“五四”启蒙运动中热切地宣传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被驯化，主动放弃自我，将个性融入集体性，并最终实现大众化。在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化的时期，宏大的生活世界以符号霸权的形式篡改着国人的生命记忆，而萧军却没有止步于对历史符号的迷信，自传的自我诉求可以看作离经叛道者对权力话语的抗争。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解放区，时代伦理规范强调的是集体意志，在文本的叙事中往往是历史的脚步夹带个人生命历程，民族、国家、历史比个人命运更重要，个体生命的意义只存在于普遍的历史规律中。萧军在自传中有意疏离用时代伦理规范来完成意识形态的规定叙事，而采用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形态讲述童年经历。“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只是个体生命的叹息或想象，是某一个人活过的生命痕印或经历的人生变故。自由伦理不是某些历史圣哲设立的戒律或某个国家化的道德宪法设定的生存规范构成的，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偶在个体的生活事件构成的。”《我的童年》讲述的是传主活过的生命痕迹或经历的人生变故，作者并没有将个人创伤体验上升为家国叙事，而是遵照个体生命自身的召唤，用富于创意的、印刻了个体感觉的语言描述自我的生命故事，深入独特的个人生命体验和深度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