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个人遭遇在《史记》中的折射[摘要]:《史记》一直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在中国文学和史学界占有重要地位。虽然司马迁所作《史记》一直被人们誉为“实录”，但是一个人的作品是要受到主客观两方面的影响，其在作品中必然要反映作者的主观印象，《史记》也不例外。司马迁的个人遭遇在《史记》中有多次折射与呈现。[关键词]:狱中体验复仇情节个人经历[前言]:司马迁所作《史记》一直被人们誉为“实录”，称其“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但司马迁在写作中也寄托了自己的理想，表达了他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清醒认识和强烈的爱憎。作为一部融入作者思想感情的文学作品，司马迁在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史学著作的同时，某些方面也将作者的个人爱憎之心带入了作品。本文将从司马迁的个人经历与遭遇入手，从《史记》中找出作者的主观情绪在作品中的折射与呈现。一、“交游莫救”的世态炎凉之感司马迁出身于史官世家，其先代“世典周史”。约十岁时，司马迁随父到了长安，开始学习“古文”，庭训之下通览群书。二十岁时，开始了全国性的大游历。这次游历到达了今天的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地，寻访了传说中大禹的遗迹和屈原、韩信、孔子等历史人物活动的旧址。漫游回来以后，仕为郎中，又奉使到过四川、云南一带以后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而游历了更多的地方。他的几次漫游，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漫游开拓了他的胸襟和眼界，使他接触到各个阶层各种人物的生活，并且搜集到许多历史人物的资料和传说。这一切，对他后来写作《史记》起了很大作用。汉武帝天汉二年李陵兵败投降。司马迁替李陵辩解。盛怒之中的汉武帝将其处以重刑，而司马迁的友人却是“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体所遭受的痛苦和由此带来的巨大心理创伤使得司马迁对专制君主，对人生在根本上为外力所压迫的处境，有了新的理解与认识。《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言及“廉颇之免长平归也，失势之时，故客尽去。及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史记•汲郑列传》中亦有相类的言论：“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人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以如此笔触书写史书，与其说是司马迁为他们的遭遇鸣不平，不如说是司马迁自己的心里感触使然。不然以《史记》的叙事风格，司马迁没有必要在述及史实的同时还用如此多的篇幅来记述这些有别于史实的事情。作者之所以这么叙述，实在是司马迁的内心感触太深，以至于不放过任何一处能够抒发作者人生感言的地方。正因为司马迁曾亲身经历和体验过官场的残酷，对世态的炎凉有着深刻的人生体验，因而在述及他人类己的遭遇时，很容易产生情感的共鸣，进而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借他人言而述己志，写下如此真切的人生感喟。二、“身与法吏为武”的狱中体验正因为如此刻骨铭心的遭遇，《史记》中的诸多内容都深深的烙上了作者的情感波动。作为汉武帝时期严酷统治的受害者之一，司马迁在认识到封建统治的残暴的同时，亦增加了其思想的反抗性和同情人民的因素。《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作者在说六家之要旨中直言法家之弊：“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於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对于法家的代表人物，司马迁也是直言其过，直论其非。《史记商君列传》中言商鞅“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之所以用这样的笔法来评述法吏，与司马迁本人的经历与遭遇有莫大的关系。汉武帝晚年信奉神仙之术，想长生不老，不论是非，偏听偏信，李陵事件就是一例。司马迁曾亲身感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