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互联网在中国社会公共领域形成中的作用摘要：自从中国迈入信息化社会，互联网也随之快速地由精英阶层进入中国的市民阶层，改变着人们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同时，创造了一个平等、开放、互动的“第四媒体”，这一媒体独立于公共权力空间和私人话语空间之外，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中的许多观念极为契合。互联网的出现对于促成中国社会“公共领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呈现出自身的新特点。关键词：互联网；中国社会；公共领域；作用一、公共领域的起源与演进公共领域是介于公共权力和私人领域的中间地带，是公众能够进行自由表达和展开自由对话的空间。在这里，各种观点和意见相互碰撞，人们展开理性讨论。公共领域具有“让公开事实接受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监督”的功能以及“调节国家和社会”的功能。公共领域这一概念最早由哈贝马斯提出，而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在讨论城邦制时阐述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则给了哈贝马斯关于这一概念的思想源泉。哈公认为作为一种历史形态的公共领域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古希腊城邦形态”的公共领域，其公共生活主要在广场通过语言交谈或参加摔跤等公共实践活动进行。第二类是“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形态”的公共领域，这一形态主要通过礼仪、教养等方面的培养与展示来完成。然而，这两种形态的公共领域并不具有广泛的批判性和代表性，因为它们将普通民众排除在外。哈贝马斯认为，真正的公共领域的产生是以市民社会获得独立为前提的。“科层制的确立使代表型公共领域开始萎缩，并逐渐让位于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权力领域，这种公共权力不再指涉依靠权威建立起来的、具有代表性质的宫廷，而是与用合法垄断同志武装起来的国家机器相关联。”[1]同时，社会的民主程度也是形成公共领域的重要条件。成熟、发达的公共领域往往存在于一个民主意识浓厚，民主力量强大的国家或社会；反之，一个民主力量弱小、专制和集权横行、民主意识淡薄的社会，公共领域常常是缺失的。人们无处表达他们的诉求，社会中难以形成自由表达与对话的空间，市民社会无从实施对政府和其他一切权力机构的监督。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自诞生之日起就颇受争议，甚至有人怀疑哈氏的公共领域理论宄竟是否存在。无论怎样，有民主的地方就有公共领域存在的可能，它是人类渴望冲破专制，是对民主和正义的积极追求。那么在中国，公共领域存在吗？、中国是否真正存在公共领域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进入中国之后，许多中国学者借助这一理论展开了关于中国是否存在公共领域的大讨论。根据第一部分中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三中历史形态的划分，我们可以参照中国的不同历史时期，把握公共领域在中国的发展脉络。原始社会时期，中国社会也形成了类似“城邦社会形态”的公共领域。人们通过原始的交往开始了对于事件的共同商议和讨论。部落中的人们在生活中可以就本部落的事务发表意见和看法。在封建社会时期，中国形成了“代表型”的公共领域，由于等级制度森严，只有宫廷阶级有地位以显示上层社会的特权与高贵。不同阶级的人是无法站在在同一平台上进行交流和争辩的，即使站在了同一个平台上，在当时没有民主意识的专制社会，理性的争辩是不可能进行的；此外，文化教育的落后和信息传播的闭塞使得大范围的讨论和传播根本无法实现，这种环境不具备形成公共领域的任何条件，因此，当时的中国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的。新民主主义时期国民民主意识的萌芽使得公共领域有了有利的生长条件。但是，由于战乱、教育普及率的低下和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滞后，公共领域在这一时期也很难形成。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是建立在大众传播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而大众传播赖以发展的媒介主要是指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等。在这里，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成了公众表达诉求、进行批判的工具和途径。然而，在改革开放前的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社会经历了高度国家化的过程，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等传媒工具是党的“喉舌”，是国家意志的扬声器，他们扮演着“舆论工具”的角色，隶属于中国的政治权力。在这样一种被高度集权化的媒介环境中，中国的公共领域难以形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