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中国与当代国家治理的启示与探讨对“郡县制传统与当代中国治理”这个主题，我简要谈以下几点思考：第一，郡县制传统与当代中国的治理。第一个核心词我认为是“传统”。何为“传统”？历史上发生过，且经过近代百年革命政党的批判否定仍然传到当代的，即为“传统”。这些制度只是“名”发生了变化而“实”没有变，是为“传统”。凡历史上发生又在历史流变的过程中消逝的制度、习俗、观点还有其他等等，即''非传统”。对于没有传到当代并且没有统入到当代制度观念中去的那些“非传统”而言，其最有益的安排去处就是博物馆。这是我对传统的一个解释。第二，研究传统，要从“制度”角度入手。注意要从制度角度研究当代中国“治理结构”和“传统中国”之间的内在联系。其原因主要是制度的生命力比王朝更为强大，它贯穿于王朝。举例来说，郡县制贯穿百代两千多年，像科举制实行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现在又似有恢复的样子。又如监察制、巡视制也历行两千多年，而巡视制在当代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有目共睹。任何制度都有沿革，故要考察。我们以制度的沿革为中心，上面要考察和制度相关的观念变化，下面要考察与制度相关的社会经济生活变迁。近些年来国学复兴大多脫离制度而言观念，随意性太大，有些则接近于胡说。---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第三，研究郡县制度沿革我建议要重读“一文一书”。一文即唐代柳宗元的《封建论》，一书是唐代杜佑的经典著作《通典》，这部书极为重要，是中国古代制度史的第一部也是极为重要的专著。在《通典》里，杜佑以郡县制为中心，研究九大制度，即州郡、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法，还有边防。这九大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有人说中国古代是“人治”，这绝对是胡说，是无知加恶意。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制度是"专制"，事实上是对郡县制当中的核心要义一一“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一一的中央集权制度的一种污蔑。这个污蔑在近代由来已久，这里不便展开叙述。第四，要将重点从“政体”转向"治理体系”的研究。中国政治学说史向来无政体一说，重在治体，而西方的学说重在政体，轻在治体。西方以政体为中心的政治学说理论的研究源于古希腊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政体说，而中国政治传统重在治体，它分为治道、制度与治术，在这个论述上向来是儒法合流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提出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当时我看到这个提法就觉得极为欣喜，觉得中央极为英明，因为这个提法在我看来，将延续了二十几年的围绕着政体的无谓而有害的争论转到有效的关于治体的研究上来，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就此而言关于政体之争不仅是当代之困惑、近代之困惑，我可以这样讲，这个困惑自利玛窦开始就有了。距今已有四百年的历史，它一直纠缠在我们民族的思维当中，成为一种---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很难摆脱、很难言明、很难复制的一种东西。利玛窦在四百年前就写了一本书叫《利玛窦中国札记》，里面就在追问，说是他在中国看到的什么是政体？他的第一个回答是西方人从没有看到过，这是一个否定的判断，然而当向西方报告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体，他试图作了回答。因为中国有皇帝，所以他讲中国是一个君主政体，然而他又看到中国其实是士大夫在执行着整个治理，所以他又讲中国是一个贵族政体。然而中国的贵族并不是世袭而是来源于科举，于是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看来中国是一个民主政体。那么中国是什么政体还是得回到原点——不知道。而“不知强知”是我们近代以来历经衰落积贫积弱而向西方学习，然后用西方的政体理论来搬套到中国的治体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贻害甚多。第五，治理体系与能力的东西方比较，而不是政体比较，这样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治体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不仅在古代是，而且在当代亦如此。就治体而言，自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蛮族入侵，众蛮族建立的国家是原始的国家,后来成为封建国家，而后演变成为主权国家，最后演变成民族主权国家。但有一点没有演变，就是一千多年以来，西方诸国，无论是哪种国家形态，都处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