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报道中隐性采访的边界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节目的开播，揭开了中国深度报道的序幕，使中国媒体舆论监督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深度报道节目的形式有访谈类、调查跟踪类等，无论采用哪种形式，隐性采访手段都是一把利刃剑，第一手前沿资料为解开事实真相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所以深受电视制作者的青睐。然而，我们看到隐性采访手段目前已经被普遍滥用，致使手段仅成为制造噱头的形式，陷入一边是掌声一边是质疑的尴尬境地，因此要想使隐性采访手段合理、高效的发挥作用，必须清楚其运用边界，掌握其使用规则。改变“唯隐性”习惯有些节目播出视频中标注有“非正常拍摄”字样，但实际上那种情形是可以通过多跑、多调查、劝服接受采访等正常的拍摄来实现，隐性采访的价值不大，这也体现了新闻从业者的惰性心态，靠几个隐性电话或一个隐性跟踪代替大量走访调查，难免会出现徒有形式，内容不够深入，节目缺乏逻辑的力量和高屋建瓴的视野。在内容为王的时代，深度报道节目应该在内容的深刻性、思考的科学性上下足功夫，隐性采访作为手段要为主题服务，为内容锦上添花。---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如《新闻调查》的一些节目，虽然没有采用隐性采访，但是通过调查跟踪和思考，一样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把握采访适度三原则深度报道中隐性采访的适度原则包含三个方面：一是隐性采访使用的频率要适度，能正常采访的就不用隐性手段。频繁使用会使正常采访也变得日渐困难，本来可以用正常采访手段的，由于采访对象担心记者正在进行隐性采访，往往采取回避的态度，长此以往，传播生态环境恶化，新闻从业者将自毁其路。“防火防盗防记者”的说法，从某种意义上印证了我国记者的职业形象正面临严峻考验；二是记者的介入要适度。有时候记者的身份是双重的，既是采访者，又是事件过程的直接参与者，这就会涉及到如何把握主观意愿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平衡问题。正如有学者称“首先，在你观察的事物中，你不能陷得太深，以至于改变了事情本来的进程。你可以登台表演，但绝不要充当主角。第二，不要认为被你观察的人在认识上和你一致。即使你卖力地演配角的时候，你的真正身份仍是局外人、旁观者”：[1]三是对具体事件的采访和过程的展示要适度。记者应紧扣事件的性质、报道的主题，而对那些与主题无关或关系不大的问题最好不要使用。对有些暗访过程的展示要适度，以免各部门或各方面的工作陷入被动。牢固树立法律意识---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强化法律意识，要从新手抓起。河北电视台某民生节目在暗访中出现了一个幼稚的细节，记者竟然质问某机关工作人员：“你凭啥不接受我们的采访，不给我们解释？”很显然，这是个刚刚上路的新手记者，法律知识有待补充。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条文中，既找不到公民必须接受新闻采访的明确规定，又找不到公民不得接受新闻采访的明确规定，所以如此这般的质问，显然不太妥当。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应该明确在隐性采访中，哪些是法律所允许的，哪些又是明确禁止的，对各种违法行为和不良现象做出理智、冷静的分析，区分利弊，把握关键，找准隐私权、知情权与采访权之间的平衡点，掌握采访技巧，达到事半功倍。隐性采访是新闻界与法律界有争议的一种特殊的采访方式，虽然不可否认，隐性采访确实为新闻记者行使舆论监督权力提供了便利，但其行为也要受到法律的规范和接受社会的监督。深度报道节目往往涉及的问题比较敏感，情况比较复杂，隐性采访时记者在介入时稍不留心就会造成侵权。近些年来，由于隐性采访的普遍使用，这类的法律纠纷越来越多。央视因为隐性采访所引起的14起法律纠纷中，7起被判败诉，2011年《每周质量报告》陷入的“达芬奇家具事件”闹的沸沸扬扬，虽然最终电视台胜诉，但是“报道中也存在个别采访对象的身份未经核实、结论不够严谨等问题”。[2]而且事情到目前为止仍然扑朔迷离。加强法---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律意识不仅有利于新闻记者的安全，避免陷入不必要的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