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羁性格让陈独秀终被政治抛弃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有经世致用，宏济天下之传统志向，在那个新旧裂变、内忧外患、悲情乱世的年代，政治就象一波波涌动的春潮，让他们那颗忧患当下，思索未来的心骚动着，沸腾着，或涌入春潮一试身手，或踏水潮边一过其瘾。陈独秀是最有个性的书生，却偏偏走上了政治之路。自小，他就倔强而叛逆，被祖父痛打从不喊一声痛，祖父曾感慨：“这孩子将来不成龙，就成蛇。”后来，陈独秀留学日本，却不喜欢日本式的改良，独爱法国催枯拉朽式的革命。五四前后，陈独秀一谈到革命，就神采飞扬，他在《文学革命论》写道：“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这样的思想，注定他会身陷政治。一件看似巧然却是历史必然的事情发生了，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曾因在八大胡同为争风打架，震动了京城和学界，嫖娼事件后不久，他黯然离开北京，南下上海。在桃花盛开、春潮涌动的黄浦江畔，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紧紧握手，成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政治需要的是圆润和油滑，陈独秀桀骜不驯的个性、火山爆发般的臭脾气，就象满身的刺，动不动就把人轧得满身伤痕。除了维经斯基，他和马林、鲍罗廷等共产国际代表都吵得面红耳赤，互相不融。陈独秀当上总书记后，谁也约束不了他，据张国焘回忆，我们经常找不到总书记。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陈独秀在总书记之位失踪过一个月，惊动了莫斯科和共产国际。1926年1月下旬某天，陈独秀突然失踪，中央一片恐慌，遍寻无果，发启事找人。陈独秀看到报上的“寻人启事”，才从扬州发回电报，说“外出治病，初有好转，可以扶病视事”。他人上哪儿去了？原来，他在扬州跟闪恋闪婚的女医生施之英“度蜜月”呢。对于陈独秀，章士钊说他是一匹“回头之草不啮”的“不羁之马”；汪孟邹说他“无法无天”；胡适说他是“终身的反对派”；郑超麟说他“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这样的个性和作派注定陈独秀无法成为党魁，最后，他被开除出共产党。离开后，陈独秀却未改年轻狂态，至死犹抱革命情怀，他一生几陷绝境，险遭暗算，从不惊恐，让人生敬，让人肃然，让人景仰。1932年10月19日夜11时，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后，被押上了开往首都南京的火车，面对牢狱和死亡，他没有心潮起伏，也没有思绪联翩，而是上车后就呼呼大睡。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尉文则说：“记得民国二十二年春天，陈独秀被捕受审的时候轰动了全国的舆论。……大家所谈种种，有一件事情特别耐人寻思。就是他被捕从上海押解来京时，在京沪车上酣睡一大觉，车到下关才把他叫醒。……滔天大罪，生死关头逼在眼前，能安心熟睡吗？……假若没有养浩然之气的功夫，以及‘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至高境界，绝对做不到。”从1919年6月11日第二被捕起，陈独秀的每一次被捕，都成了社会的最热点，也成了当时最轰动的政治事件。陈独秀的第五次被捕，同样轰动了社会各界，宋庆龄、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等社会名流，包括国际上的知名人士杜威、罗素、爱因斯坦都致电蒋介石，为陈说情。当时，国民党极右派势力曾极力主张要对曾经的中国共产党党魁欲处以极刑。对陈独秀这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国民党政府曾派出何应钦劝降，陈却挥笔写下“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他宁愿舍弃生命，也绝不低下高傲的头颅。因为陈独秀没钱请律师，民国头牌大律师章士钊挺身而出，义务为陈辩护。说到章士钊，他和陈独秀曾分属不同的政治、文化阵营，俩人没少互掐过。章士钊此举，被各界评价“有古义士之风”。法庭上，虽然章氏极力为陈独秀开脱“罪责”，“本法庭总理遗像高悬，国人奉为国父，所著三民主义，党人奉为宝典，总理有云：‘三民主义即是社会主义’，亦即共产主义。……而陈独秀宣传共产主义即为危害民国耶？”然，陈独秀并不完全认同，还当场反驳。特别是，陈独秀听到章士钊把自己的政治信念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牵扯到一起时，当场就急了，发出声明：“章律师的辩护词，只代表他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状为准。”随即，陈独秀宣读了自己撰写的辩护状，“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