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文明对话与儒学创新）<TDclass=text15valign="top"id="contenttd"style="padding:15px;">很荣幸能够来到大连理工大学和大家进行一次非正式的交流，讨论一下“文明对话与儒学创新”的问题。去年是文明对话年，联合国组织了一个文明对话小组，我们又碰到了“9·11”，这是我们遇到的一个很大的困境。有很多人认为文明对话过于理想化，因为现在我们碰到的基本上都是文明冲突。20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后，在美国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就是日本的一个教授叫福山，他提出的“历史的终结”。他利用黑格尔的一个观点指出，在人类社群里各种文明冲突、文明讨论基本上结束，只有一种观点、一条路线是人类共许的，即从西欧开始发展起来的现代化模式，而这个现代化模式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化模式。人类文明的发展，如早期孔德所说的从神学阶段进入哲学阶段、再进入科学阶段，迷信的宗教被形而上的哲学、科学理性所取代。众所周知，现代化可以有四个不同的侧面：第一是市场经济。如果没有市场经济，要想现代化是很困难的。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是现代化不可否认的途径。另外就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是多元多样的，它是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标志。第三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社会利益通过企业、媒体、学术、宗教或者社会运动等把社会动力调动起来，它也是现代化的标志。第四是个人的尊严。个人的尊严也有一些基本的价值，如自由、民主、理性、人权、法制等。福山的观点提出不久，我的哈佛大学的一位同事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的基本理念。他认为21世纪在国际社群的冲突中，经济冲突、政治冲突还好办，最难的是文化、文明的冲突。他特别指出西方文化发展面临两种挑战：一种是来自伊斯兰的文化，也就是原教旨主义的挑战，另一种是来自“儒教文化圈”，以中国为主的挑战。亨廷顿的观点，就是西方文明宰制一切的观点，应该说这条路很曲折，不象福山的“历史的终结”那样很容易走上。亨廷顿的基本理念是：西方和西方之外有矛盾冲突，但是将来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都无法与西方文明对抗，西方文明将来还是像福山所说的那样成为现代化的唯一模式，也就是西化、现代化、全球化。这是一根而发，它来自西方，来自美国，既不是来自东亚，也不能来自伊斯兰的文明。可是，我们最近在思考这个问题。不仅在中国的学术界，也不仅在“文化中国”的学术界，也包括在美国、西欧的一些学者，包括在剑桥，在哈佛，现在都在讨论这些问题。我们提了两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以前的看法是现代化出现以后，传统就消灭了，现代化和传统是冲突的。现在我们认为，传统在现代化中不仅有消极的一面，还有积极的一面。关于“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我曾编辑出版过一本书，即《东亚现代性中的儒家传统》，是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所谓儒家传统，按照我的观点是多元多样的，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儒家传统。我的构想是，儒家传统可以从各种不同的方面考虑。在历史长河中，儒学分为三期。第一期是从曲阜的地方文化逐渐成为中原文化的主流(公元前6世纪孔子时代一直到汉代末期)。假如没有儒家文化的发展，中华文化认同也许就有不同的形式。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儒家文化在早期做出了一些贡献。很明显，比如说孟子。孟子曾提出人禽之辨、夷夏之辨、义利之辨、王霸之辨，突出人性、文明、义理和王道的儒家人文精神。这些问题的提出逐渐塑造了中华文化发展的模式。当时，孔孟思想在政治上影响不大，后来在教育、文化上影响逐渐扩大，逐步深入民间、深入政治文化，为中华文化的自我认同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我们不能笼统地说中国文化的主流就是儒家，应该说在不同的时代，儒家文化处于不同的地位。春秋战国时代，百花齐放，儒家只是百花中的一花，就不算是主流。汉代即使独尊儒术，在早期也主要是黄老，后来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儒家文化比较受到重视。虽然儒家文化是主流文化，但也和其它文化相互影响和相互参照。中国文化波澜壮阔。由于异族文化的介入，加上玄学，也就是道家文化的发展，儒家文化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政治上、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在最好的知识精英里，儒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