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现状及其趋势展望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学术研究已经走过了60多个年头，如何系统梳理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其内在规律，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而学术集刊就是一个风向标，通过对不同时期学术集刊的归纳分析，能够从一个侧面真实再现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特点［1］。基于此，笔者试图以教育学类学术集刊为突破口，全面梳理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规律和内在特征，以期在新时期为进一步推进对教育学问题的研究和反思，提供一些有益思考。一、中国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发展历程与回顾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相适应，中国教育类学术集刊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集刊的初创期。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共有5种教育类集刊创立。在这里，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形成了崭新的教育体制，但为什么教育类学术集刊的创办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呢？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这一时期，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与计划经济完全适应的高度集中的教育管理体制，它过分强调行政指令的权威性,在一定程度上了压制了高校的自主性和创造性［2］。第二，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教育事业带来了沉重灾难，在一定程度上严重抑制了学术研究的发展。总体上讲，这一时期的集刊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因而呈现出了极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从内容看，这些集刊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集刊，而是为了服务于某些政治运动特意创办的，体现出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比如，1958年，全国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为了给这一运动提供支撑，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推进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了一份独特的集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会刊》。再比如，为了服务于文化大革命，先后创办了《教育革命通讯》、《教育革命文选》等集刊。从创办主体看，分布相对均衡,行政机构2个、高校1个、学会组织1个、科研院所1个,基本符合这一时期的特征。从地域分布看，这些集刊主要集中于北京和上海地区，其他地方则非常少，这可能与北京、上海的政治地位相关。从学术规范看，这些集刊还存在很大不足，出版周期不固定，发行数量和区域也非常有限。这些集刊都是应政治需要创办的，注定了它们生命的短暂性，随着政治运动的结束，它们也走到了尽头。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这是教育学类学术集刊发展的低迷期。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总共有4种新的学术集刊创刊。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犹如一声春雷，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也开始进入改革期、阵痛期，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学术研究机制也已无法适应新时期的要求，中国学术集刊的发展陷入到暂时的低迷和困境之中。这一时期，集刊的创办主体主要集中于行政机构、高校和科研院所，区域主要分布在上海和北京，这也反映了当时学术研究力量相对集中的特征。从内容看，这一时期的集刊已经开始摆脱传统的政治干预，转变为对教育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实现了研究对象的学术转向，其中一个集刊在后来取得了刊号，转变为正式期刊。第三阶段是21世纪以来，这是教育学类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学术集刊呈现出全面复苏和蓬勃发展的态势［3］。首先，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学术研究已从前期的困境中走出，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新景象,再加上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这些都为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其次，从1999年起，教育部启动了重点基地建设，先后在全国高校建立了11个教育学重点研究基地，并从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这为学术集刊的复苏和发展提供了稳固的制度保障。再次，一批高水平的研究学者和专家纷纷加入到学术集刊的创办之中，为提升学术集刊的质量和研究水平提供了队伍保障。最后，为了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国家实施了众多战略工程，这也为学术集刊的大规模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总共有20种新创办的集刊。按照学术集刊的创办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