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资助体系如何影响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多样性空间与同构压力-编者按-从“慈善信托”在《慈善法》中出现开始，中国慈善公益行业进入了另一个里程碑，而《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的出台更进一步开展了“公益金融”的历史篇章，这样的跨界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不是为“金融人”的刻板印象做解释，更不是仅仅单纯帮助“社会组织”或“慈善组织”做好“造血”的工作，公益金融”的根本是为了更有效、共建、可持续性的解决社会问题，这个领域很广，跨界门坎很高，即使在欧美国家仍持续探索着，从《慈善法》的出台，也就是中国公益金融发展的原年开始，我们举步维艰的向年迈进，结合国家与党的大政策方向，对接基层社会问题解决及组织发展需求，在学习国外经验的同时，“吃透”他们的经验，才能更好的构建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模式。为此，我们共同发起了有关“公益金融”的主题，欢迎大家对于何为“公益金融”？“公益金融”的相关实践与个案分享？以及对于“公益金融”的思变与论证等等的文章，欢迎并期待大家的分享。——本期主持人卢永彬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副主任作者简介康怡香港浸会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摘要】在中国，两种趋势越来越普遍：（1）非政府组织需要获取政府资助以维系生存;（2）政府和私人基金会转变为非政府组织的主要捐助者。本研究关注上海、北京和四川等地的非政府组织如何参与政府购买服务以及私人基金会拨款项目。研究结果表明，这种二元资助体系带来了两种相反的效果：多样性空间与同构压力同时增加。这两种资助类型共同塑造了一种以结果为导向的制度化环境，导致非政府组织易于发生使命漂移的问题。在有限的条件下，非政府组织采取了不断进化的多方位资源战略来维系自身的社会价值与独特性。【关键词】非政府组织政府购买服务私人慈善基金会---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一、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生态与机遇过去三十年间，中国非政府组织经历了重要的转变。在九十年代后期由民众创办的非政府组织开始在许多领域出现（Deng,2015），打破了过去官办社会组织的垄断。发展过程中尽管面临诸多困难，非政府组织的数量持续增长（HeandHuang,2015）。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非政府组织更加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近年来社会组织的“生态与机遇”（HsuandJiang2015,p.100）发生了重大变化。与之前严格控制的策略不同，如今政府在服务外包方面采取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方式，为非政府组织创建了更为宽松的环境（Cho,2017;GaoandTyson,2017）。既有的关于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强调了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严格控制，例如必需的登记注册制度、双元管理体制(Schwartz,2004;Heurlin,2010;Hildebrandt2011;Teets,2013;Zhang,2015a;Yu,2016)、国家统合主义策略(UngerandChan，2015;Heurlin，2010;HasmathandHsu，2014)以及分类控制(KangandHan，2008)等等。许多学者由此认为政府的干预会不利于非政府组织的自主性(Fisheretal,2012;Zhang,2015a)。也有学者注意到近年来制度环境发生的变化，非政府组织开始与不同层级的政府合作或者作为公共服务的补充性角色(SchwartzandShieh，2010;YuandZhou,2013;Jing2008,2018)。政府越来越多地通过购买服务、税收补贴等方式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Deng,2015;Zhang,2015a;Jing,2018)。上述文献为理解政策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提供了有益参考，但是碎片化的研究途径使得非政府组织的调适与转变仍然未被充分理解。鉴于私人慈善基金会逐渐发展为政府资助之外的重要捐助者，仅仅关注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互动可能会遗漏一些重要的信息。尽管有一些学者讨论了私人慈善基金会的特点（Laietal.,2015;Zhang,2015a;HassidandJeffreys,2015;Deng,2015;Nietal.,2017），但私人慈善基金会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到充分研究。虽然私人慈善基金会的数量和捐助规模相对较小，但他们的快速增长和扩张为非政府组织的资助体系带来了显著的变化。为填补这一空白，笔者在2016-2017年间对北京、上海、四川的15家非政府组织进行了实地调研、档案分析与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