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与翻译语言的异化对中国近代翻译理论产生深远影响的,是严复先生及其提出来的“信、达、雅”翻译原则。他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在介绍西学的同时提出了翻译的标准一一“信、达、雅”。严复的翻译原则对翻译语言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尊重原文、搁置本民族的语言特色、放弃翻译家的艺术加工等等。后来有鲁迅的“宁信而不顺”与赵景深的“宁顺而不信”等翻译原则,实质上都是对严复“信、达、雅”翻译原则的继承和发展。下面就举老舍作品的例子来说明“信、达、雅”翻译原则对翻译的桎梏。王后:他们拿走茶具的时候,为什么你告诉他们还留下这些椅子呢?(Whydidyoutellthemtoleavethechairswhentheytookawaythetea?)马格纳斯:我要在这里接见内阁。(Ishallreceivethecabinethere.)王后:这里!为什么?(Here!Why?)马格纳斯:那,我想这里的露天空气和斜阳会给他们一点安神的效果。在这里他们对我“讲演”,不能像在屋里那么容易。(Well,Ithinktheopenairandtheeveninglightwillhaveaquietingeffectonthem.Theycannotmakespeechesatmesoeasilyasinaroom.)这是老舍先生1956年翻译肖伯纳的剧本《苹果车》里的一段。老舍先生被人民称为人民艺术家、语言大师,尤其是他的《茶馆》更是以语言诙谐、幽默著称。老舍在伦敦也生活多年,无论是从翻译语言的功底,还是作为一个作家对语言驾驭能力,都是无可挑剔的。但老舍先生的这段译文却生硬、难懂,而且还存在语法错误。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在老舍先生那个年代,翻译界主要是传承严复先生以来的“信、达、雅”翻译原则,以尊重原文为最高的翻译理念。鲁迅对于这种直译的真正含义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题未定草”中曾提高:“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持原作的丰姿。”可见,鲁迅并非不要顺,只是在两者不可兼得之时,才宁取信而舍顺。这种翻译理念和翻译原则影响了老舍先生的翻译创作,也使得老舍先生的译作成为今天翻译界的遗憾。中国关于翻译的异化理论的讨论,开始于1987《现代外语》上登载的论文《归化一一翻译的歧路》。这是中国翻译界第一次讨论有关异化的问题。1987年的这篇论文,对当时中国翻译界来说,可谓一股新流,在被传统翻译理论掌握的中国翻译界,人们对异化问题,感觉还是比较新鲜的。一方面是西方新的理论已经开始在中国传播,中国和外国的学术交流在不断增多,使得很对国人来说还很新鲜的理论传入中国,并得到了中国学界的重视;另一个方面是传统的翻译理论已经不适应了新的时代,在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里,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解读国外的优秀著作和论文,而传统的翻译理论已经很难承担起这项复杂的任务了,所以中国翻译理论界急需从国外吸取先进的经验。1987年开启了中国翻译理论的松动,异化理论的讨论、发展,使得中国翻译界开始了新的探索。在西方最早出现有关翻译异化问题研究的,是美国学者文努迪。文努迪在他的著作《翻译再思》中,曾引述布朗绍名言:“翻译是纯粹的差异游戏,翻译总得涉及差异,也掩饰差异,同时又偶尔显露差异,甚至经常突出差异。这样,翻译本身就是这差异的活命化身。”文中提到的翻译差异,实质就是翻译过程中翻译语言的异化,这种异化是无法在翻译过程中得到消解的。文努迪有关翻译语言异化的思想来源,一方面是德国的阐释学,另一方面是后殖民主义语境。后殖民语境有关翻译的本质认识,又可以追溯到解构主义对后殖民主义的影响。进而可以推出:翻译语言异化理论的产生、发展是受到近世解构主义的深刻影响,才发生转型的。纵观翻译语言异化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翻译语言异化的深层原因,是整个时代在认识世界过程中发生的深刻思考,这种思考不代表正确,也不代表错误,仅仅是一种对世界认知的探索,这种探索影响了几乎所有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和转型,当然翻译理论也包含在其中。20世纪中后期,法国解构主义学者德里达（JacquesDerrida）、福柯（MichelFoucault）和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等人主张对翻译的本质重新认识。尤其是比较激进的罗兰?巴特认为:文本生成之后,作者就失却存在的价值（作者已死!）。解构主义学者对翻译本质的重新认识,使得翻译语言的异化,开始得到翻译理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