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新疆锡伯营生产模式对满营八旗示作用①建平1（伊犁师学院人文学院，新疆伊犁835000）摘要：清乾隆时期，为戌守西北边陲，锡伯族官兵被清政府派往新疆伊犁驻防。由于清政府对锡伯官兵在粮饷供给上实行的是“无粮有银”[1](107)，为了解决粮食问题，锡伯官兵选择了“分驻屯耘”[1](34)的屯戌模式。新疆满营驻防八旗仿照锡伯之制勤于养鸡畜豚，各令自耕自食；仿照锡伯营八旗屯种之制，按名分给地亩，永为世业；设立公仓，囤积余粮，以备灾荒；设置官铺，发商生息；设置恩益当、恩恤当、恩济库、恩恤库筹集鳏寡孤独养赡之资，为清政府解决新疆满营八旗生计问题起到了很好的示作用。关键词：清代新疆；锡伯营；生产模式；满营八旗；示作用：I29文献标识码:A:1674-6627(2015)03-0005-07清乾隆时期平定新疆乱之后，为了加强对新疆的军事管理，清政府从地和东北先后调派满营八旗、绿营八旗、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前往新疆驻防。锡伯官兵在到达伊犁岸后，由于清政府对锡伯官兵在粮饷供给上实行的是“无粮有银”，即给锡伯官兵发放银饷，但不发放口粮，这就使锡伯族官兵和家眷面临着生存的现实问题。为了完成清政府所赋予的戌守西北边疆的任务，锡伯族官兵最终选择了“分驻屯耘”的屯戌模式，自耕自食。锡伯族官兵的这种亦兵亦农的生活方式，对清中后期面临严重生计问题的新疆满营八旗产生了示作用。一、锡伯营的分驻屯耘屯戌模式锡伯族在盛京故居时，即“与民杂居城寨，仅以务农为生”[2](103)，“如锡伯之力农也，男耕女织，终岁勤俭”[1](7)，锡伯族有从事农业生产的传统和经验。锡伯营按八旗建制，先后建立了八佐领，锡伯军民以佐领为单位，沿伊犁岸分别修筑城堡，“分驻屯耘”。锡伯军民在城堡操练士兵，种植果类和菜蔬，蓄养家禽和猪，进行家庭手工生产，自行解决衣食问题。锡伯营的屯垦土地依城堡向四周辐射延展，远的离城堡达几十公里，城堡成为屯垦和军事驻防的重要依托点。而八个城堡遥遥相望，城堡之间屯地逐渐相连，各旗土地沿伊犁河两岸形成一条宽数十公里，长近百公里的农业生产带，城堡兼具了军民生活居住和军事驻防的双重功能。伊犁为西陲总汇之区，新疆重镇，“锡伯之耕耘，莫外寓兵于农之感之意，而未边阃之屏藩也。”[1](40)清廷定鼎于后，对“从龙佐命”的八旗官兵给予优厚的待遇，“八旗皆以国力豢养之”[3]为1收稿日期：2015-01-10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伊犁将军治理西北边境历史经验研究”（14XZS021）作者简介：李建平（1963-），男，湖南东安人，伊犁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新疆地方史研究。了维护满洲八旗作为清朝统治中坚力量的正统身份和名誉，以及体现其特殊的政治地位，清制：八旗子弟除挑补兵丁缺额外，不得从事其它行业谋生。“甲不能遍及而徒使之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3]到。乾隆末年，驻防八旗尤其是伊犁惠远、惠宁二城驻防八旗兵丁家口增多，“生齿日繁，添丁增户，岁岁有之。现在惠远城之满洲蒙古官兵凡四千三百六十八户，计大小一万八千三百六十九名口，惠宁城满洲蒙古官兵凡贰千贰百一十六户，计大小八千七百二十三名口”[1](40~41)。随着满营八旗人口的迅速增加，由于满营八旗职业选择的限制，使满营八旗的生计成为清朝的突出问题，亟待清政府予以解决。早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乾隆帝就已考虑到满营八旗的生计问题，曾颁发谕旨：“伊犁田土肥润，如敷多人耕作，莫若令满洲官兵分种，既得勤于农而于养赡家口、喂养马匹均属有益。”[4](106)由于伊犁将军的调动和缺水等原因，乾隆帝提出的这项方案没有得到落实。随着满营八旗生计问题的日益凸显，清政府只得允许增加兵额来缓解矛盾。乾隆四十五年（1780）陕甘总督勒尔谨具奏：“从乌鲁木齐满营壮丁挑选五百名携眷安设”[5](34),建立吐鲁番满营驻防八旗，暂时缓解了满营八旗生计的突出问题。但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随着满营八旗生计问题的再度严重，伊犁将军保宁再次奏请增添步甲钱粮一折虽获批准，但是这一谕旨也成为一道禁令：“国家钱粮原有定数，不容屡议增加。此次保宁所奏四百名步甲钱粮，暂准其增添外，嗣后不得再请增给。”[4](106)至此，满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