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羲之的下贱人格看文化人的共同本质雪琴2010年02月06日王羲之，1700年前人氏，生于西晋，卒于东晋。在战乱流离、偏安一隅的动荡年代，其文不足以安邦，其武不足以定国，却是潇洒惬意、富乐一世，堪称明哲保身之典范。重要的是，他出身于贵族豪门，虽然没有造福社会的赫赫政绩，却也没有确凿的犯罪记录，这在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社会，非常难能可贵。加之，他有一篇《兰亭集序》墨宝传世，乃为历代帝王和文人学者所推崇。所以，我们看到，王羲之受到了几乎所有后世文化人的狂热追捧，他的光辉形象乃至人格魅力，仅次于被西汉朝廷神圣化了的孔子以及被南宋朝廷神圣化了的孟子，而成为古今朝野所有文化人共同学习和效仿的榜样。这其中一定有着什么问题。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不但孔丘、孟轲等冠以神圣头衔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文化人被彻底打翻在地，连杜甫、包拯、海瑞这些出身底层代表平民利益的文化人也都被批倒批臭，以致声名狼藉。然而王羲之却非常侥幸，他非但没有遭批判、受诬陷，而且在横扫一切的浩劫中依然保有崇高的声誉，这绝对属于特别的恩宠。因此，如果说有一个专制制度最为赞许最为称道的文人人格，那就是王羲之的人格。那么，王羲之的人格，即代表了专制制度下所有文化人的共同人格，而对王羲之人品人格的深入剖析，绝对有助于了解专制文化最根本的内涵。因为，归根结底，文化是由文化人的人格决定的。作为1700年后的现代人，我所据以了解王羲之的唯一信息，就是他的代表作《兰亭集序》。因为，《晋书8226;王羲之传》乃唐太宗李世民的杜撰，明显带有政治目的，根本不可采信，然而除《晋书》外的其它一切晋代史记，俱为李世民强行销毁，早就不复存世，除非有新文献出土，已无信史可考。然而仔细分析《兰亭集序》，虽辞藻极尽华美（这也是历代文化人吹捧他的一个原因），但是毕竟掩盖不住其丑陋的思想主题：其实就是公然地鼓吹享乐主义，肆无忌惮地宣扬得过且过、混吃等死的低劣人生价值观。是则王羲之的下贱人格，昭然可现。盖战乱频仍时期，草菅人命、杀人如麻的现象比较普遍，活着的人难免会有生命危浅、朝不虑夕之恐惧感，则感叹人生苦短，一如白驹过隙，以及齐死生、齐彭殤等悲观论调，再次弥漫于世。再加上王羲之本来生性下贱，没有什么精神追求，对于仁义道德，更是全然无知，于是只能逃避正义，以及时行乐来冒充社会公理，而沦为彻底的享乐主义者。因此，在王羲之看来，凡是不懂得及时行乐的人，那都是白活了。也正因如此，他才会把游山玩水、对酒当歌（游目骋怀、一觞一咏），看作是人生最大的追求和享受（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毫无疑问，对于享乐主义者而言，死是最可怕的事情（死生亦大矣），这是因为死了以后就再也无法享乐了。然而他也知道，死又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所以《兰亭集序》又以极其悲凉的语气反复阐述其对于死亡的恐惧和无奈，然而这也正是享乐主义者最突出的特征。须知现代人道主义者所主张的珍爱生命与古代享乐主义者所主张的及时行乐有很大的不同：人道主义者珍爱的是他人的生命，而享乐主义只贪图自己的享乐。---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二者的本质区别，乃在于有没有高于肉体之上的精神寄托，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信仰，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对于自然死亡的态度——是勇于面对；还是恐惧无奈。很显然，由《兰亭集序》来看，王羲之肯定属于后者：他没有信仰，没有是非观念，他只知道把对死亡的恐惧和无奈当成及时行乐最理直气壮的理论依据。孔子说：“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与孔子所信奉的“仁”、“道”及其高尚的价值观相比，没有信仰的王羲之所津津乐道的享乐以及对于死亡的哀鸣，显得是多么的猥琐和下贱！张国堂说：“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如果经常思考死亡，只会驱使他及时行乐。一个不盼望上天堂，也不怕下地狱的人，天天想着死亡，极可能会千方百计地及时行乐。他决不可能变得善良，反而会变得邪恶！人越是思考死亡，就往往会越恐惧死亡。恐惧死亡就会失去勇敢，而胆怯的人不可能行义。”王羲之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