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宋辽夏金灵活实用的民族宗教政策中华民族无论就其人口数量还是就其分布面积而言，都堪称世界第一民族。然而这个大民族是通过中华文化无数次的辐射与汇聚才形成的，如果说隋唐时期是一次文化的大辐射时期，那么，宋辽金夏则是一次大的文化汇聚时期，汉、契丹、党项、女真、藏、白、苗、黎诸民族，通过战争的、和平的、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手段，加速了融合与汇聚，为元代中华民族在更大范围内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宗教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各族统治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宗教界人士、经籍、活动，加强对其他民族的影响和渗透，以便减少民族间的隔阂与抵触，在他们主观上加强本民族统治的同时，客观上也推进了民族融合的过程。第一节宋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宗教综观宋、辽、夏、金时期的民族关系，呈现出北强南弱的局面。由于北方的契丹、党项、女真、吐蕃等民族相继进入了封建社会，建立了强大的地方割据政权，故宋王朝一直把他们视为外国。而南方的苗、瑶、彝、黎等民族，此时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或奴隶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文化落后，多依附于宋王朝，宋人将他们视为蛮夷，用羁糜之策治之。因而，对南北方不同地区的宗教，宋朝以不同的立场处置。另外，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也相继传人我国，如何对待这些来自异域的宗教，也是朝廷必须解决的问题。一“守内虚外”的基本国策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出名的软弱王朝。在开国之初，即无法收复被契丹占领的燕云十六州，以后又在军事胜利的情况下与契丹签订了屈辱的“澶渊之盟”，向少数民族统治者纳贡称臣。北宋末年，金朝强大起来，宋军抵抗不力，丧失了半壁江山。到了南宋，腐败的王朝彻底灭亡于蒙古铁骑之下。导致如此严重后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宋代统治者制定了一个完全错误的民族政策。通过对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战乱不止历史事实的痛苦反思，宋太祖、宋太宗深切感到骄兵悍将、地方割据政权对国家统一和稳定的破坏作用，因而经过宋初收缴将帅兵权、地方财权，削弱相权，建立御史监察制度等一系列改革，使中央集权统治大大加强。从历史的角度看，可以说宋代强本弱末措施是相当成功的，长期以来困扰中国社会的内部分裂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元、明、清诸朝基本沿袭了宋朝的统治措施，大的分裂再未发坐。然而，宋朝君主过分收揽了政治、经济、军事权力，导致官僚机构庞大臃肿、效率低下，军队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战斗力低下。这种病症在宋初便已表现出来。乘平定江南、统一中原之余威，宋太宗也想收复被契丹占领的燕云十六州，一举完成统一中国之大业。但是，扫荡南唐、西蜀的坚甲利兵，却不敌游牧民族的虎狼之师，宋军两次北伐皆大败而归，从此再不敢提收复失地之议。宋真宗时，辽兵大举南侵，宋军被迫迎战，双方经一场血战，终于达到了实力的平衡，签署了“澶渊之盟”。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宋王朝开始形成自己民族政策的指导思想。在谈判“澶渊之盟”的时候，北宋户部郎中张泪上疏一道，其中一些论述颇能反映宋朝统治者的民族边政思想。他讲：“夫御戎之道有三策焉，前代圣贤论---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之详矣。缮修城垒，依凭险艰，训戎聚谷，分屯塞下，来则备御，去则勿追，策之上也。偃革蠹弓，卑辞厚礼，降王姬而通其好，输国货而结其心。虽屈万乘之尊，暂息三边之伐，策之次也。练兵选将，长驱深入，拥戈铤而肆战，决胜负于一时，策之下也。”在汉唐盛世，开疆拓土，远抚四方，这才是边疆政策的上策，才有安定的周边民族关系。可软弱的宋王朝却以上为下，把固守自封当做上策，甚至不惜向舁族纳贡称臣，输钱买安，从而决定了此后被动挨打的地位。宋代边疆政策的形成固然和北方民族比较强大有关，但也反映了农业民族安土重迁，不具扩张侵略性的和平性格。宋朝一再自我标榜：“古者帝王之勤远略，耀兵四裔，不过欲安内而捍外尔，非所以求逞也。”对于不适宜垦植农业的草原荒漠，农耕民族并无兴趣，所以宋朝对西北游牧民族的侵扰，采取了“边圉相接，时有侵轶，命将致讨，服则舍之，不黩以武。先王柔远之制岂复有加于是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