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回归的救赎——谈《围城》中的留洋现象摘要：《围城》作为一部构思缜密的学人小说包含了对国民性及时代遭遇的诸多思考与批判，内容丰富，讽刺辛辣。本文将就其中的知识分子的留洋经历作一番深入的探讨，从原因、现状、本质等方面来分析这一留洋现象，试图就此以窥探作者对其所表现出的批判态度，进而归纳出在留洋现象形成的“出走—归来”模式下对人类理性的教育意义。关键词：围城、“出走—归来”模式、留洋、理性钱钟书先生以“围城”二字作为小说的题目，可谓道尽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在学业、恋爱、婚姻等方面和高等教育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以及知识女性在寻求解放行动中的围城处境。故事情节看似荒诞不经，犹似满纸荒唐，然当抛去这一纸外衣我们看到的却是饱含忧虑的作者在自己理性的思维的驱动下对国民理性的深深的呼唤。当一切沧海桑田，唯有对理性的坚持方可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找到亘古不变的位置。如上文所言，对小说的“围城”主题可有三种意义的围城：第一种是知识分子的留洋围城；第二种是高等教育的改革围城；第三种是知识女性的解放围城。本文的探讨重点是放在了知识分子的留洋围城上，重点通过对整个留洋事件的前前后后的联系进行分析比较最终实现对作者理性态度的把握。一出走留洋缘由在探讨小说中知识分子出走留洋的原因之前我们需要对其产生的背景作一定基础上的了解。这里所谈及的知识分子是经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以四书五经等传统儒家典籍为学习重点的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不包括后来出现的以科学技术或理论学习为主要目的和营生的工业化的知识分子。对于传统知识分子，他们在为经受西方工业文明冲击前的中国相对稳定、保守的文化、社会环境中读书、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为通过官方的科举考试以获得可以进入上层社会的机会进而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财富。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传统知识分子以积极入仕为行为目的和准则，以科举考试作为实现1/6其目的和准则的有效途径。然而当科举制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后，传统知识分子通过读书借助科举考试谋求仕途利益已经是不可能了，因而在这个阶段就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相对于上个阶段，在该阶段中传统知识分子依旧秉持着儒家文化中积极入仕的准则，也就是对他们而言实现自我价值的终极目的是没有改变的，但发生改变的他们达到目的的方式和途径，因而出走留洋大潮的出现就势必是必然的了。出走留洋的最初阶段是伴随着在官方主持下的洋务运动中为谋求富国强兵而采取的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技术的方式而出现的，随后是中日甲午海战中清朝海军的溃败给国人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继而就1896年以后大量中国青年东渡扶桑西去欧美，也就真正形成了一种前赴后继蔚为壮观的社会景象。然而当20世纪初科举制真正被废除之后，又从根本上断绝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仕途之路。所以出国留洋作为莘莘学子追求功名的唯一选择以及中国家庭“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梦想延续加速了人们对留洋文化的高度认同和盲目攀比，①这也就是出走留洋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小说批判和反思的阶段。小说中涉及到的留洋知识分子主要有方鸿渐、苏文纨、赵辛楣、曹元朗、褚慎明等人，他们大多是以文史哲这类中国传统学问作为学业基础，因而他们应该算作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但他们还是把出走留洋作为表现自我区别于他人的方式。正如小说中所言“留了学业可以解脱这种自卑心理，并非为高深学问。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我们出过洋，也算了了一桩心愿，灵魂健全，见了博士硕士们这些微生虫，有抵抗力来自卫。”②因此总结来说，这类人出走留洋不为深究学问，是以留洋深造的经历作为彰显自我的途径以获取符合自身要求的金钱、地位或是权力利益，这一出走是被深深地打上了功利化的烙印。二归来在国现状在这一部分我们且看上文提及的这类人在经历过了极具功利化的留洋经历后回到国内在学识层面上到底有何种表现。方鸿渐顶着假文凭带给他的博士头衔衣锦还乡后先是受承蒙那些并不懂西①宋剑华：《围城》：现代知识精英的神话破灭》晋阳学刊2009年第5期，第106页②钱钟书：钱钟书集·围城2/6方文化为何物的父老乡邻的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