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约束下从“人口红利“转向“制度红利”的政策选择摘要：尽管1980年代的制度创新曾经极大地释放了中国经济的活力，但由于近二十年制度创新减缓，中国经济增长仍然是主要依靠“人口红利”驱动的粗放式增长模式，这与既定的政策目标是冲突的。中国的粗放式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面临着劳动人口减少、能源供给不足、坏境污染严重和国际贸易摩擦增多等因素的制约。我们认为，即便在短期内继续拥有人口红利，如果制度质量较低或者交易费用较高，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获利也会低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预期，并且在某些条件下可能低于贸易前的福利水平。我们建议，面临有限资源的约束，中国必须摆脱对人口红利的依赖，在政策选择上通过深化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提升制度质量，才能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动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关键词：人口红利制度红利中国模式粗放型增长制度质量一、导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通常可以分为两种：粗放式增长方式(extensiveeconomicgrowth)和集约式增长方式(intensiveeconomicgrowth)。粗放式增长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来实现产出数量，而集约式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来实现产出数量。一个共识是，从长期来看，粗放式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投入一产出的效率低、资源消耗多，可持续的增长必须依靠集约式增长模式。中国政府较早地预见到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并且将其作为政府发展经济的主要目标之一。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政府就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并且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还明确提出经济发展战略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J尽管政府制定了从粗放式增长到集约式增长的政策目标，但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实际上仍然主要是依靠“人口红利”(demographicdividend)驱动的粗放式增长模式。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初期，即1980年代，制度创新驱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于1982年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促进了粮食产量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与此同时，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体经济组织为主体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小商品市场和中小型制造业迅速繁荣起来。在城市，“包”字进城了，国有企业开始了承包制和股份制改革，改进了国企效率；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和海南岛等五个城市先后被划为经济特区，大连、秦皇岛、天津等十四个城市被划为沿海开放城市，一个由外向内辐射的经济开放格局初步形成。然而，经过了喧嚣的1980年代之后，中国的体制改革陷入了瓶颈，无论是经济体制还是政治体制，都在深水区跋涉，制度创新缓慢。回去过去的二十年，除了加入WTO等少数案例，我们似乎很难想到堪与联产承包责任制或经济特区相比的重大制度创新。出现这种“改革疲软症”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改革路径是“先存量改革，再增量改革”，即先改容易改的，再改难改的。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的成本是递增的，改•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企业与组织研究中心，Email:niehuihua(at)263o邹肇芸，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木科生。木文的研究得到了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中国地区制度质量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12YJC790143)的资助，特此感谢。作者感谢刘元春、刘凤良、郭杰和江艇等人的修改意见，但文贵自负。'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全文链接为httD：〃www・gov・cnAest/2007・08/29/content730445.htm。革的步伐口然放慢了。而且，原有的制度创新所带来的收益也体现了边际报酬递减的技术特征。基于直觉的上述观察与经济学者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通过对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进行分解，学者们发现，相对于1980年代，1990年代之后TFP的增长率在下降（谢千里等，2001；黄勇峰、任若恩，2002）o这表明，中国经济在1990年代更多地依赖于劳动和资本等物质投入，而不是更多地依赖于技术进步和创新。利用1980-1991年的宏观数据，董直庆、王林辉（2010）通过计算发现：在1980年代，技术进步、资本和劳动三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分别为0.298、0.563和0.145,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