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家庭三十年——一个社会学的视角杨善华【内容提要】面对改革开放30年，我国农村家庭制度都发生了哪些变迁？为了阐释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对农村家庭变迁的不同阶段进行了划分，同时又结合各阶段的不同特点进行了分析。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农村家庭30年的变迁主要因素有二：一是非农化；二是政府与农民的合力作用。【关键词】中国/农村家庭/30年/变迁特点自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改革开放的序幕之后，中国农村就开始了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迁。这样的变迁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先导，接踵而来的则是工业化、市场化与城市化的进程，对于尚未工业化的中西部地区农村来说，则是开启了其非农化的大门。这也导致了中国农村的巨大分化。因此，当我们讨论这三十年来农村家庭的变迁时，不能不首先关注家庭变迁的这一背景。一、背景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特别是在全国推开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面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改革方向和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其实质是集体向农民家庭转让土地使用权(作为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的土地仍是公有的，只是把所有权和使用权、经营权分离开来，由过去的集体经营改为家庭承包)。这种责任制的主要形式是“包干到户”①。“包干到户”的前提是集体将土地等生产资料按一定的原则(家庭人口多少，土地好坏，离家远近等)固定给农民使用。“包干到户”与“包产到户”的最大区别是它的劳动报酬计算不再采取工分形式，分配也不再由以往的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或生产大队)负责。农民从承包土地所得的劳动成果中提取应交(卖)给国家的部分与应交给集体的部分(作为公共积累或其他非生产性开支)，交(卖)给国家和交给集体后剩下的劳动产品全归农民所得。因此“包干到户”这种形式取消了生产队的统一核算与统一分配，使农民家庭掌握了自己劳动成果的分配权。使得承包土地的农民家庭有了生产资料，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和分配权，名副其实地成了组织生产的基本单位，取代了原来由生产队或生产大队执行的功能。生产队和生产大队作为农村生产经营的管理和组织单位的意义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实际上是意味着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的瓦解。这样，因为新体制的普遍实行，农民就从集体经济下吃“大锅饭”的劳动者和自然经济下的小生产者变成了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这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农民必须自己与社会交换劳动和劳动成果，他们劳动创造的价值必须通过与市场的交换才能实现，他们生产所需的种子、肥料、能源等生产资料也必须通过市场才能得到。成本和效益成了每个农户必须考虑的问题。与此同时，过去由集体承担的风险也随之落到每个承包土地的农民的头上。他们必须对付化肥、农药与饲料涨价，粮食收购价太低，卖粮困难，饲养家禽和家畜亏本等一系列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现在与他们自己和他们家庭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这使得他们的家庭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来适应这样的变化，因此也会导致农村家庭制度及作为家庭制度的具体表现的家庭功能、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出现相应的变迁。但是，对于相对发达的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来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只是其农村新的社会(制度)变迁的开始。既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家庭重新变成生产的组织单位，那么家庭就有权利按照经济自身的法则来从事生产经营。在人多地少、人地关系本来就紧张的沿海地区，这就必然使原本被迫捆绑在土地上的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的问题相应凸显出来。就地或异地解决这批劳动力的就业就成为包括中央政府在内的各级政府的任务。这样，不管从哪一方面来看，发轫于1970年代的社队企业都会成为吸纳这批劳动力就业、加快本地经济发展的首选。因此，安排剩余劳动力就业既是当地工业化的压力，也是当地工业化的动力。这引发了那里的乡镇企业(前身大都为社队企业)的迅速发展。同时也开始了那里农民职业乃至生活的非农化。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开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农村的社会变迁由此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市场经济。市场竞争的激烈和残酷，使他们的利益意识日益明晰，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