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和谐发展与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理性选择3本文系2007年度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项目“乡村和谐发展与农村基层民主管理体制创新研究”(项目编号0702030C)及江苏省教育厅2007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农村建设中的村庄公共权力重构研究”(项目批准号07SJD810107)的阶段性成果。乡村和谐发展与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理性选择3曹海林[摘要]本文基于乡村和谐发展的目标要求,着重探讨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诸多选择。乡村组织重构作为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突破口,其重心应从组织体系的重构创新向组织制度完善、运行机制健全与结构功能优化等方面转移。乡村社区重建应通过重建社区来构造、优化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所需的社会基础。新型治理机制的建构为基层社会管理提供以政府政策为指导、村民自治为核心、农村自组织广泛参与的多元治理机制。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制定体现着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治理发展”的价值诉求。[关键词]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组织重构;社区重建;治理机制;发展型社会政策[中图分类号]D03515;D6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16-0863(2022)04-0073-05---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当前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推进乡村和谐发展。对农村基层社会管理进行改革和创新,构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无疑是实现乡村和谐发展的根本保证。20世纪80年代后,乡村权力结构发生的新变化不仅动摇着原有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社会根基,而且这一新变化也赋予了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以更多理性选择,进而为实现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战略从“行政性整合”向“契约性整合”转变孕育新的社会条件。一、深化乡村组织重构: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首要环节及其重心转移一般而言,基层社会管理格局和管理体制状况与社会的特定权力结构紧密相关,权力资源的分配模式、来源渠道、运行规范、权力强度或影响力等结构要素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基层社会管理所需的组织架构形成及其运行特质。乡村改革致使乡村原有权力结构趋于松动甚或瓦解,乡村权力资源配置模式开始逐步由集体垄断型向多元主体参与型转变,这一权力结构新变化预示着原有权力结构运作的社会组织架构已无法适应权力资源重组后基层社会管理的新形势,其结果必然要求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改革和创新应以深化农村基层社会的组织重构为首要条件。“压力型体制”下的中国乡村社会可以说是“全能主义”(totalism)宏观政治社会的微型缩影。[1]乡村社会的经济与政治资源完全掌控在国家政权手中,国家政权组织对乡村社会资源实行全面垄断,一元权力结构的政治基础在乡村社会牢牢夯实。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形态下,乡村社会的权力资源必然无法实现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均衡配置,乡村社会的权威性资源---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authoritativeresources)和配置性资源(al2locativeresources)完全由以党政为代表的集体组织所操纵,这种对权力资源占有、控制一边倒的状况注定乡村权力结构的高度一元化。[2]无疑,如此权力结构下的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具有鲜明的“行政性整合”特质。对高度一元化权力结构最有力的冲击来自于20世纪80年代初普遍开始的乡村经济改革,乡村经济改革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冲跨了维持一元权力结构存在多年的经济基础,彻底打破了传统集体经济一统天下的垄断格局。土地承包权下放使农民获得了生产自主权,当乡村社会的开放与流动进一步增强时,农村基层社会管理“行政性整合”的社会根基在逐渐消解。特别是农业多种经营不断出现、乡村个体私营经济相继兴起、乡村社会结构日益多元化,乡村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奠定了多元主体参与权力资源配置的经济基础,乡村权力结构的再造被赋予新的动力源。乡村权力资源配置由集体垄断型向多元主体参与型转变,意味着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原有组织格局趋于瓦解,农村基层社会的组织重构则成为实现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促进乡村和谐发展的首要条件。事实上,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践从一开始就确定以农村基层组织重构为重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村民自治的主要任务也是定位在组织重构上。虽然村民自治以来的组织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