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改革的比较及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苏联解体不仅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也为1985年开始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划上了句点。面对苏联剧变这一现代历史上的空前变局，人们很自然地将目光投向依然生机勃勃、方兴未艾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总结中苏两国改革的经验教训，对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对于发展研究，都是弥足珍贵的。本文试图在与苏联改革的比较分析中阐述中国改革经验的特殊性和它的普遍意义。我们认为，对它的特殊性的把握就是廓清两国不同的国情，不把中国的经验绝对化、凝固化;同样，提出中苏改革具有普遍意义的特征，可以证实改革的主观指导对改革成败、功效的巨大作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国家先后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1978年底,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深刻分析国际、国内经济建设经验和国际形势的基础上,作出了实行经济改革,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新一届苏共中央总书记。上任伊始,他也举起了改革的大旗,在全国各地宣扬改革理论,引导苏联走上改革之路。中苏两国的改革,都是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内起步的,改革之前实行的都是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有它的历史由来,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条件的变化,时代的前进,它已经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进行改革。一、中苏改革的比较1、在政治领域改革方面，中国的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人手，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条件下进行。因而保证了我国政治生活的连续性、稳定性，也就保证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从政治体制人手，放弃和取消共产党领导，实行政治多元化，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结果从地下呼唤出成千上万个相互搏斗纷争不已的“非官方组织”或“压力集团”，连早已被取缔和镇压的反动旧党也死灰复燃，这些都成为苏联解体的催化剂。2、在经济领域改革方面，中国强调不能改变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改革的是社会主义的具体经济体制。在步骤上，先易后难，先农村后城市。苏联戈尔巴乔夫搞“休克式改革”，结果，在经济混乱、衰退中，国有企业私有化，改变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根本制度，国家性质发生了质变。3、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在改革中始终强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在重大问题上有统一的认识。因而给改革奠定了稳固的社会心理基础。苏联戈尔巴乔夫在批判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弊端时，走向极端，变为彻底否定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历史，进而否定列宁和十月革命。这就搞乱了广大党员和全体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丧失了信心，因而无法保证改革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进行而归于失败。4、在改革的性质问题上，中国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苏联提出改革的目标是“更新”社会主义，搞“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实际是走改良的资本主义道路。在改革的方法上，中国共产党认为，社会主义改革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健全社会主义具体制度。苏联改变其宪法第6条，把苏联共产党在社会中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变为议会党。戈尔巴乔夫提倡“公开性”、“民主化”，导致全国处在无政府状态，这种混乱局面使改革无法进行。5、对举响改革的主要危险的认识上，中国认为改革的主要危险是“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潮，坚持两条战线上作战。右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走向资本主义。“左”是保守、僵化，反对改革，用大帽子吓人。因而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苏联把“保守主义”宜布为改革的主要危险，这就为反共主义、分裂主义和民族主义敞开大门，导致后来的解体和民族间的流血冲突。6、对改革的阻力问题认识上，中国认为改革的阻力是教条主义、传统观念束缚，围绕姓资、姓社问题迈不开步子。苏联开始认为行政命令体制、保守分子、机关分子是改革阻力;后来又认为反对市场的人，中层管理机构、管理国家的那些官僚...